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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20年来遗产保护领域兴起的一个重要概念,活态遗产不仅指称一种具体的遗产类型,还蕴含着遗产保护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活态遗产更加关注那些具有日常生活属性、仍然延续原有功能的遗产,遗产不仅属于过去,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文化过程。活态遗产保护主张摒弃物质-非物质二分对立思维,将无形的地方性知识同样视为遗产的重要内容和价值来源,并最终回归到对文化的载体──人的关注。同时强调社区在遗产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突出位置和作用,遗产既是族群文化身份的象征,也是应对未来发展的社会文化资源。
2024年11月23至25日,由元阳县人民政府、复旦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主办,世界遗产哈尼梯田元阳管理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等共同承办的“活态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世界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召开。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探讨活态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模式,分享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为推动活态遗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法国、日本、菲律宾、新西兰等国内外百余位文化遗产、建筑规划、博物馆学、非遗民俗、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和遗产地代表齐聚哈尼梯田,共有21位嘉宾进行学术报告,并举办开放式圆桌讨论。
01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主持人杜晓帆教授主持,嘉宾致辞发言。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整合协同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积极探索遗产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秘书长、活态遗产处处长大日向史子指出,此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行动示意,象征着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与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翰对于此次会议的适时召开表示赞赏,他认为活态遗产是社区的韧性之源,不仅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201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工程,目前已构建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活态农耕文明遗产群,是活态遗产传承的重要制度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一级巡视员董红梅回顾总结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取得的成果,从“守护中华农耕文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初心使命出发,对传统村落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强调要坚守“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工作原则,树立“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保护目标,采取“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的保护路径。
此次会议的举办地点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以文化景观的名义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我国现有世界遗产中“第一个以农耕、稻作为主题的遗产项目” “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遗产地”。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处、省文物局副局长杨圣云,介绍了云南省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和近年来哈尼梯田保护所取得的成绩。元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普荣代表遗产地社区对此次参会的国内外嘉宾表示热烈欢迎,期待与社会各界一同将哈尼梯田建成活态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示范。作为会议主办方代表,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崔颖认为此次会议的举办既是对遗产保护的历史回顾,也是对遗产发展现实需求的回应。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积极参与到以哈尼梯田为代表的遗产地保护发展实践当中,为云南省活态遗产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幕式上,特邀嘉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元阳工作站、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哈尼梯田基地、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元阳工作站、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元阳工作站进行揭牌,开启哈尼梯田校地合作新篇章。
上左起:大日向史子,夏泽翰,董红梅;下左起:杨圣云、普荣、崔颖
02
学术报告
2.1
活态遗产的传统智慧与社区价值
“变化”与“价值”是此次研讨会的关键词。活态遗产保护要在社会变革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赢得社区的普遍支持,离不开对其价值的当代阐释。超越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国家与社区等二元对立思维,对活态遗产价值进行整体认知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识。
ICOMO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络人加布里埃尔·卡瓦列罗(Gabriel Caballero)以“开发价值导向的文化景观管理方法”为题,提出景观的变化是必然的,但我们需要思考的对象不应仅仅是遗产本身,还应着眼于更大的发展图景。他以沙特阿拉伯埃尔奥拉遗址为例进行了说明,以往的研究聚焦于考古遗存,而忽略了遗址周遭的绿洲及水源等自然环境,后者对于该地区历史兴盛、环境塑造和未来发展的意义不应被低估。从业者必须意识到传统三大价值之外的政治、社会、生态、精神、经济等价值的存在,不同的价值视角将给遗产保护与发展带来新启发,从而让人们能够辨识出哪些要素是促使遗产地保持活力的关键。卡瓦列罗近期尤其关注如何使社区价值成为国家价值或世界遗产思维的一部分。在由他主持实施的世界遗产伊富高梯田的社区行动中,梯田因气候原因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通过邀请社区成员共同商讨梯田破坏的影响及修复议题,有效激发了人们对于保护梯田的决心、认同和传统知识的复兴。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斯托特研究中心博物馆与遗产研究项目主任康纳·麦卡锡(Conal McCarthy)教授同样关注遗产价值的多元性以及社区价值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超越文化与自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社区参与遗产、文化和景观的经验”的报告中,介绍了新西兰在摆脱欧洲殖民文化影响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土著居民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知识,来弥合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割裂,以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对社区价值的回归,既体现了对土著居民文化权利的尊重,也反映出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具有殖民背景的国家,试图通过对本土历史和族群的追溯来重新构建多元融合的当代国族共同体的努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剑葳以“海南黎族传统村落的调查与保护”为题,介绍了黎族在热带雨林环境下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传统智慧及其社区的当代发展。在海南热带雨林和黎族传统聚落“双遗产” 申遗背景下,张剑葳团队对海南8市县、5方言区共70余处黎族传统村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研。通过对黎族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传统建筑类型(民居、谷仓等)、传统手工艺和礼俗文化、阐释利用现状等调研成果的分享,从突出普遍价值的角度,认为海南黎族传统聚落是黎族唯一的典型聚居地,在生计方式、聚落形态、自然信仰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体现了人地互动的智慧。未来对黎族传统聚落的价值研究,还可以扩展到黎汉文化交融及其与太平洋岛屿的互动背景之下。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角媛梅教授的报告“哈尼族传统知识对梯田景观的影响”从历史与当代双重视角出发,讨论了传统知识对于哈尼梯田景观延续千年的作用,及其对当代景观格局、生态系统和社会福祉的影响。哈尼族根据海拔形成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反映了从山脚到山顶的“梯田、村庄、森林”的垂直景观格局。这种“三生空间”布局的背后,包含了哈尼族一系列的生态与农耕知识,包括绿地空间布局、“林-水-田-人” 生态系统、农事日历、水稻种植与管理等方面的智慧。角媛梅认为,应该将这些传统知识整合到当代景观管理框架之中,作为传统知识的持有者,社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受到充分的重视。
红河学院民族研究院教授、红河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红臻长期致力于哈尼梯田保护与传承实践,在本次会议上报告了“活态文化遗产保护:哈尼古歌传承与当代价值”。可视的梯田景观背后是看不到的文化,哈尼古歌不仅是一种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而且是一部哈尼族的百科全书,去掉文学的夸张色彩,歌词富含哈尼族对民族历史、信仰、风俗、心理与情感的集中表达。因此,她认为除了尽可能地采集、记录歌谣和培育传承人外,应该要有一个系统性的保护机制,使得哈尼古歌能够融入到村庄建设当中,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泉州师范学院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孙静副教授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以“遗产社区转向中的‘人—地’关系省思”为题,阐述了对遗产社区价值的新知。现有的遗产实践中,通常都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实体来看待。但是在她看来,社区不仅是指由人群构成的实质对象或利益相关者或国家行政单元,社区的存在依赖于人群与地点的联系,凝结了人们共同生活记忆和精神情感的地点,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孙静借助人类学家王铭铭提出的“灵验遗产”概念,结合多个遗产地案例,从人─地神圣关联角度对多个遗产地的精神价值进行解读。
上左起:加布里埃尔·卡瓦列罗、康纳·麦卡锡、张剑葳;下左起:角媛梅、张红臻、孙静
2.2
活态遗产的保护经验与方法探索
活态遗产强调以人为本、基于社区的遗产保护方法,发言嘉宾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这一议题的讨论,并提出活态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策略。
世界遗产哈尼梯田元阳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徐忠亮作为遗产地管理者代表,以“四素同构靓梯田 活态遗产生真金”为题,从体制机制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生态产业培育四个方面对近年来哈尼梯田保护发展取得的工作成果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回顾。元阳县通过设立专职机构、整合政策资金、构建长效机制、出台行动计划、加强社区参与等举措,有效保护了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改善了遗产区居民生活环境。近年来,哈尼梯田遗产区内通过实施“阿者科计划”引导群众参与发展乡村旅游,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未来元阳梯管委将进一步探索建立“公司+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打造平台运营公司和数字化手段,持续向社会输出哈尼梯田文化生态产品,实现保护利用的良性循环。
作为哈尼梯田保护发展实践的亲历者,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朱良文教授从建筑遗产保护的角度分享“对元阳梯田遗产保护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思考”。朱良文团队自2013年起在阿者科村进行的保护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来“阿者科”计划的实施奠定了物质空间基础。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村民拆旧建新的诉求越来越强烈。2015年,朱良文团队通过对阿者科村一幢蘑菇房的保护性改造实验,兼顾了较低成本、使用地方工艺和材料、保持传统风貌、提高现代舒适度等要求,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村民的认可,促进了阿者科村传统风貌的延续。他认为在传统村落环境整治和空间改造中,首先要注意尺度的把握,兼顾传统与现代。其次是尊重村内的神圣空间,实施原状保护。但是对于一些传统民居,尤其是贫困型民居,是否按照文物标准进行保护则值得商榷。第三,空间营造不能只考虑为游客服务,居民生活空间的需求不应被忽视。梯田遗产的核心是人,保护最重要的是梯田,最难的是村寨及其民居,遗产保护发展必须深入实际研究与解决问题。
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张多基于对哈尼梯田十余年的观察和研究,作“通向‘大遗产观’之路:多类型遗产统筹保护的红河哈尼梯田经验及其启示”发言。虽然哈尼梯田有诸多保护名号,但不同遗产项目的诉求、出发点、理念和原则不尽相同。专家和村民眼中的哈尼梯田价值认知也存在冲突和分野。随着哈尼梯田的非遗和活态属性得到了越多越多遗产管理者和专家的认可,人们不仅关心梯田等物质景观,还注意到背后的社区和文化的价值,促进了哈尼族文化意识的觉醒。他认为在哈尼梯田未来的社区建设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返乡创业的哈尼族青年人为代表的新农人,他们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行动方。
筑波大学世界遗产专业黑田乃生教授从“日本梯田的认养制度”角度出发,介绍了白川乡梯田保护管理经验。日本的梯田认养制度与日本的农业政策密切相关。通过梯田认养制度,大量城市中的居民参与到乡村中的农业生活中,成为沟通城市与乡村的有效桥梁。过程中,下一代可以参与劳动,回归自然,体验文化,感受生活的乐趣,促进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除梯田遗产外,与会嘉宾还分享了其他活态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实践经验与思考。奈良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文化遗产部文化景观科科长惠谷浩子分享“将文化景观作为活态遗产的日本保护经验”。她指出,日本对文化景观的关注始于1970年代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林景观的急剧消失。2004年,日本正式将文化景观纳入文化财范畴,但仅选择了持续性景观作为其保护对象。惠谷浩子以京都和束宇治茶文化景观为例,介绍了其1922年至今的百年变化。今天,当人们看到那里的茶林景观时会惊叹它的美,然而,这种“美”是否就是文化景观作为文化财保护的终极目标?文化景观作为活态遗产,其保护的关键在于对变化的把控。然而,哪些变化是可接受的,哪些变化是不可接受的,惠谷浩子认为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讨和深思的问题。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单彦名教授带来“传统村落的传统与‘现代’”报告。她认为传统村落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建筑等物质载体的价值上,还包括持续演变的人地关系,是连接传统村落历史与当代的重要依据。单彦名从地理、经济和文化三个角度对传统村落资源属性进行分类,其中“固定资源-原生型”属于典型农耕代表,相对封闭,强调保护山水格局,利用生态资源;“流动资源-互动型”历史上对外交流较多,未来发展要以多种方式切入;“叠加资源-伴城型”与城市关联度高,需要从城乡互助的视角实现资源交换。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邹怡情作报告“文化景观遗产认知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讨——以云南景迈山和海南黎族乡土聚落为例”。景迈山面临着与哈尼梯田类似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难题。邹怡情团队认为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是遗产保护的核心,为了实现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施了构建保护与发展协同机制、系统保护文化景观结构和要素、提高遗产环境韧性,以及建立社区共建共享遗产教育系统等多方面举措。在海南黎族乡土聚落的案例中,分享了文化景观视角下对其遗产要素、特征和潜在突出普遍价值的分析,并致力于将其打造为文化与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全球典范。
贵州民族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孙兆霞从社会学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作“活态遗产存续样式与村落共同体辨析的意义——基于贵州朗德苗寨与屯堡九溪村的比较”报告。活态遗产传承不能离开社区中的人,需要充分理解“活态遗产”与村庄共同体关系的多样性。她以贵州省朗德苗寨和屯堡九溪村为例,比较分析了两者活态遗产内容和村庄共同体特征的异同。前者是自然寨层次的经济共同体,拥有较为单一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规模较小,家户同质性强;后者则是行政村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功能性的社会组织及其表征的文化遗产多元,人口众多。因而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前者更容易形成村庄层面的旅游合作。后者则具备进一步发展城乡互动的潜力。通过对村庄共同体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发展“以人为本的方法”,避免因追求社区发展的经济目标,而遮蔽了社会建设。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后刘邵远作“从生态博物馆到活态遗产保护的思考”发言,介绍了复旦大学团队参与贵州楼上村生态博物馆建设和活态遗产传承的实践过程与问题,分享团队通过规划、展览、讲座、课堂、会议等形式进行活态遗产展示和社区教育的经验与反思。实践让青年学者们意识到,活态遗产保护传承不仅要把握宏观的制度政策,更要深刻理解基层治理逻辑和社会关系,遗产从业者不仅扮演着记录和保护文化的角色,还承担着推动基层社会文化治理的责任,发挥作为官方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
上左起:徐忠亮、朱良文、张多;中左起:黑田乃生、惠谷浩子、单彦名;下左起:邹怡情、孙兆霞、刘邵远
2.3
活态遗产的现代转化与传播利用
活态遗产强调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可持续性。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活态遗产传承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发展机遇,促进活态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现代转化,并通过创新和传播扩大影响力,是当前活态遗产管理的重要课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教席主持人、塞吉巴黎大学研究员齐亚拉·波多洛多对UNESCO的文化政策转变进行了分析,带来题为“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新叙事——从身份建构到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在传统的遗产保护理念之下,遗产更多被视为建构社会身份的来源,保护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UNESCO近年来在非遗保护领域,日益强调遗产与当下的关联及其作为一种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既体现在对一些全球议题,如气候变化等的回应,也包括如何服务于社区发展。许多欧洲国家在认定非遗的过程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历史文化价值之外的当代价值表述。波多洛多在发言最后强调,失去非遗不是失去历史,而是失去未来发展的可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主持人、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陈平教授在分享“从中华文化复兴谈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化与再生设计”时指出,传统手工艺不仅是技能技术,也是地域文化、历史宗族、国家区域民族智慧哲学思想和认同的载体和表达,具有审美、认同、功能、装饰、生活等多重价值。手工艺传承问题早在工业化时期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何通过创新和再生设计让传统手工艺融入人们的生活和审美体验当中至关重要。以剪纸、鱼灯、麒麟、扎染等国内外再生设计案例为例,陈平更关注其在优质教育、性别平等、青年优先等可持续发展议题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遗产》周刊主编齐欣长期致力于文化遗产阐释传播实践,他在“在文态空间中,辨识、记录‘活态’”发言中表示,当下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守护遗产,而是在主动、成规模地使用遗产资源进行社会生产。齐欣以独立策划选题、实地考察和撰写的《世界遗产视角下,如何去看海岸带——从海河到黄河三角洲》一文阐述遗产视角下的传播定位,既是以遗产理念、类型、要素,梳理过去、记录现在、定位未来,关注自然与人文演变,尤其是衍生的关联效应。人们可以通过遗产看到背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生态背景,从而获得进行社会再生产的资源和启发。传播角色应从知识传递者向文态空间创造者进行转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
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副院长钟晖在“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实景三维数字保护与旅游活化研究”的报告中以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为例,就实景三维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意义进行了介绍。通过对梯田、村落(蘑菇房)遗产资源的数字记录、再现、复原、建档和实时监测,可以对遗产区生态环境、水土流失和农业活动进行监管,并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环境变化进行预测和预警。实景三维建模也是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实现数字活化的基础,可以结合其他技术手段,强化哈尼梯田的参观体验和展示效果,实现哈尼梯田的数字化空间与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态空间的深度融合。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闽台非遗文化数字化保护与智能处理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量量同样关注遗产数字化应用,分享了“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营建工艺数字化解析与传承——以南靖世遗土楼和贵楼为例”。尽管社会上都提出要对土楼进行活化利用的要求,但如果不了解土楼的营建过程和技艺,很可能就会破坏本体,造成遗产价值的损失。在此背景之下,王量量团队以南靖和贵楼为样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它的选址定位、基础砌筑、土墙夯筑、竖柱献架、出水盖瓦、内外装修等营建工艺和过程进行了解析和复原。数字化重建不仅对既有的遗产保护有所助益,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昆明理工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陶忠作题为“遗产区古木建筑保护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报告,分享了其团队在古木建筑抗震保护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的最新成果。报告首先回顾了历史上云南地区文化遗产受地震、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惨痛教训,并指出云南现存第二代乡村传统民宅和公共建筑,大多抗震能力较低。陶忠团队从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术出发,在解析和汲取传统木构工艺中蕴含的抗震结构知识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以特制扇形橡胶阻尼器来加强木结构榫卯节点。该技术成功应用于云南省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中,并出台了相关行业标准,得到住建部及省住建厅的肯定。
上左起:齐亚拉·波多洛、陈平、齐欣;下左起:钟晖、王量量、陶忠
03
圆桌讨论
杜晓帆教授主持圆桌讨论,与会嘉宾围绕“活态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中外活态遗产保护模式比较”“活态遗产保护的云南经验”等议题进行深入发言。杜晓帆指出:不能脱离社会发展进程来讨论遗产保护。遗产保护不是一蹴而就的,欧洲的遗产保护也是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探索的过程,以适应本土的遗产资源特点和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需求。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物质现代化,当下面临着如何在时代变革中安放自己心灵的问题,不能仅从实用功能角度去思考遗产保护的意义和手段,必须在新时代语境里重新构建和阐释它的价值,正视遗产保护带来的必要代价与付出,为人类留存下能够寻找到心灵和精神归属的地方。
3.1
活态遗产保护的核心价值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纳从经济和教育背景对国内外遗产保护的差异进行了回应。陈纳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民众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取得长足发展,人们开始深入思考遗产问题。而我国经济事业和社会科学的建设在八十年代后才得以恢复发展。目前整个社会的保护意识还不强,不少政府官员文化意识都还比较淡薄,没有认识到文化的作用和意义,社会学、人类学教育缺失。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社会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舆论推动了整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学界和民众合力形成了新的共识。不仅要继续加强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同时也要让生产出来的知识真正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形成人文关怀。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暨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院长、副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长期致力于民间信仰研究。她认为活态遗产的许多问题与社会学有关系,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带来了一个具有纵深和宽度的视角,将人们的生计活动和意义世界联系在一起进行整体看待。老百姓在一个延续的文化中生存发展,就是对活态遗产最好的诠释。应当关注遗产背后的“意义系统”,更多从民众的视角出发看待遗产现象与意义,尊重已经作为社会事实存在的老百姓的生活经验。她注意到,当下的学科分野经常使得老百姓的生活被“割裂”认识,应该回到现实的整体语境之中,发掘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的本土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执行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光涵认为,遗产保护源于人类怀有的对自身发展的好奇心、怀旧之情,以及与美好共存、珍视稀有物的神圣情感。当下我们对遗产保护的讨论,更多考虑功能性的价值。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往往源于与发展的冲突,应当正视利益冲突,关注价值评估,做好冲突的化解工作。人们关于遗产拥有的记忆、叙事和文化表达存在不同,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功能使用、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等实际利益问题。从活态遗产的角度来说,让遗产社区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必要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主任王思渝认为,遗产保护并非要保护所有过去的事物,而是要基于价值来判断哪些遗产值得保护,权衡遗产价值的优先级。王思渝以钓鱼城遗址社区研究为例,指出通过对社区价值的了解,可以为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对象认定带来新启发,这也是提出活态遗产方法的重要意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陈耀华基于对景迈山文化景观多年研究和保护实践,分享了文化景观价值研究应当关注的两个方面:其一,自然和人文的关系。从学科的角度讲,首先要具备自然与人文学科的双重知识,才能科学认识遗产的自然背景、特征和价值。其次要认识自然与文化的长期交互作用过程和机制。包括宏观的自然地理特征和区位特征,中观层面人群的迁徙定居及其周边具体的环境禀赋,以及微观层面的文化机制和传统信仰等。其二,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问题。陈耀华介绍了景迈山保护与居民生计在客观上存在一定冲突,理论和实践有时未必是统一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讲师侯实提出了对文化遗产多维价值的思考。他认为不同类型的遗产因其特性而展现出不同的价值维度。古建筑与遗址中的历史信息往往是核心,历史城镇因人口迁移而文化延续性较弱,乡村遗产则因人与环境的持续互动,活态价值更加突出。面对多元价值,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识别并选择适宜的核心价值,针对不同遗产采取差异化保护策略。保护不仅是修复与展示,更需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避免因过度商业化或单一化开发而破坏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黄春雨教授从博物馆学及可持续视角对遗产价值提出了思考与展望。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国际博协近年来频频强调可持续发展,意在提醒人类在能源过度消耗、气候剧烈变化、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重新思考与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文化遗产可以为这种选择提供可视的、具象的借鉴和思考,其价值在于记录了人与自然、社会关系协调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修正和探索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当我们不那么狂热地追逐物质文明的时候,遗产可以成为提醒人类关注精神价值与自身意义的重要标尺,避免社会走向盲目。遗产保护的过程有失落,但是如果放眼未来,我们可能正在做着为人类发展提供选择方向和借鉴的伟大事业。
上左起:杜晓帆、陈纳、范丽珠、李光涵;下左起:王思渝、陈耀华、侯实、黄春雨
3.2
中外活态遗产保护模式比较
黑田乃生表示,目前日本面临较为严重的经济下行与人口老龄化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事物在消失,学界也对应该留存什么、为谁保护展开了更深入的思考。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遗产指定必须要得到遗产所有者的同意。惠谷浩子指出,日本的乡村发展起步较早,因而乡村遗产保护在四五十年前已经开展,日本的乡村甚至比城市更加富裕,拥有更好的生活。专家的责任是考虑变化的过程中哪些东西是不变的,这些可能是潜在的保护对象。那些容易变的事物,则可能不会被列入保护对象中,这样的方法论在日本正在逐渐形成。
由于国情不同,菲律宾的遗产实践中没有形成如中国一样的大规模专家群体主导参与的保护模式。卡瓦列罗认为,这客观上导致了菲律宾在遗产保护中更多地需要通过引入社区来促进对遗产价值的讨论。价值讨论过程中,应该尊重各种类型的价值,不管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地方、社区层面的,使得遗产保护朝着更加综合系统的方向发展。
波多洛多从非遗视角出发比较了中法两国的遗产观念。对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中“人”的关注是中法学界的共同点,传统上有着较为相似的“自上而下”的遗产管理体制,但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由社区来决定非遗的价值和保护,对传统模式造成了很大的文化冲击,迫使法国专家开发全新的工作方法以适应变化趋势。
麦卡锡认为,新西兰的模式与中国及欧洲大陆不同,政府往往和遗产保持一臂之距,保护通常由民间主导,规模较小。当下新西兰遗产保护面临两个发展趋势,其一是对遗产价值的认知由内在转向外在,越来越强调遗产的象征价值和社会价值,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利用方式,越来越关注遗产的使用。其二,受到遗产批评理论的影响,这点和欧洲非常相似,越来越关注为谁保护以及社区和公众参与的问题,要求从专家导向的“自上而下”模式,转变为社区导向的“自下而上”保护。
陈平结合德国遗产保护经验指出,德国在管理体制上没有将非遗和文物分开保护,而是统一归属于文化遗产委员会,并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刺激民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力量的保护积极性,并以德国社会和民众未来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文化遗产学作为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应当纳入传播学视角,重视遗产价值传播的环节与过程,将地方的遗产形象进行直观生动的表达。相较于欧洲国家,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尚且不足。
上左起:黑田乃生、惠谷浩子、卡瓦列罗;下左起:波多洛、麦卡锡、陈平
3.3
活态遗产保护的云南经验
昆明理工大学周峰越教授回顾了昆工在遗产保护领域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近年来在云南省,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土著青年在前辈长者的影响下扎根乡村,成为乡村遗产保护的重要推动力量。希望广大学者能够更加深入、更加长久地扎根农村,体悟乡土。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程海帆则结合阿者科地区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实际经验指出,遗产保护的代价很高,社区的有效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一代价。贵州民族大学宗世法教授则认为快速的发展造成了乡村城镇化,而乡村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形成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剧烈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村的传统连接越发单薄,遗产可以也应该发挥其作为连接桥梁的价值与作用,乡村遗产教育的重要性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云南师范大学杨宇亮教授从人居环境的角度分享了其对哈尼梯田的认识,认为哈尼族的聚落空间、梯田景观乃至种植技术、管理制度,都是哈尼族历史文化与知识的具体体现,相较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梯田遗产都有较高的独特性,地方性知识的发掘离不开人类学和地理学。作为哈尼梯田保护的见证者,张红臻着眼于梯田的可持续保护管理,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哈尼梯田的保护需要在地人才的参与,相关的人才培养机制亟需构建完善。
上左起:周峰越、程海帆、宗世法;下左起:杨宇亮、张红臻
04
总结与展望
活态遗产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界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对维护全球文化和生态多样性、促进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我国对活态遗产的关注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活态遗产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遗产地管理者和专家学者所重视和接受,尤其在对文化景观、城乡遗产、农业文化遗产、非遗等的保护传承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并影响到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成为新时代遗产保护的重要发力方向。
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促进了中外活态遗产保护的交流,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与共识:愈发强调对遗产价值进行整体认知,包括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区、国际与本土、文化认同与文化资源多重视角;从制度、规划、教育、传播、治理等多个角度深化了以人为导向的保护方法;活态遗产不仅关乎文化传承,在诸多社会议题中也展现出了广阔潜力;活态遗产保护离不开长期的在地研究实践与跨学科交流合作。
本次会议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自2023年落户复旦大学以来举办的第三次国际研讨会,也是继携手贵州传统村落举办国际会议后的又一次成功探索。教席计划于2025至2026年在中国香港举办活态遗产国际会议,期待未来有更多力量参与活态遗产保护传承,融入时代变革,共续文明篇章。
原文刊发于《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5年第1期。作者:刘邵远、徐一书、梁思媛。通讯作者:杜晓帆。本次推送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嘉宾发言细节,以便读者更好了解会议内容。
【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双一流全球发展战略推进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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