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所与认同：作为校园文化遗产的陈望道旧居

2021年4月30日下午，“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公益活动来到上海控江中学，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生刘邵远为选课同学带来了“场所与认同：作为校园文化遗产的陈望道旧居”的讲座。陈望道是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复旦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1920年代曾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1977年陈望道在复旦担任校长时，曾居住在今复旦邯郸校区南面的国福路51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陈望道旧居。因旧居屋顶铺有绿色的琉璃瓦，在当时也被复旦师生亲切地称为“绿屋”。

2014年，陈望道旧居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后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重新向公众开放，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作为一处位于高校的遗产，陈望道旧居是复旦师生建立集体认同感、归属感和寄托情感的重要精神资源。本次讲座即是在讲述陈望道生平和国福路51号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启发年轻学子关注身边的文化遗产，亲近周围的历史环境，通过对场所建立认同感，进而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关系。

1. 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挑战

选修讲座的同学很多都是首次接触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因而讲座首先从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基本挑战切入，引导同学思考平时在历史教科书、旅游过程以及新闻媒体中所观察到的遗产现象。文化遗产或文物是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与媒介之一，相比于历史典籍和民俗活动，它的突出特征即在于它作为物质形态的存在形式。凭借其物理特性，文化遗产往往可以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并且承载着过去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供人们使用、解读和纪念，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审美体验。借由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作为物的文化遗产，始终面临着自然与时间带来的物理和化学损耗，它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它诞生时的那个面貌和状态。

除了自然和时间带来的损耗，遗产保护还经受来自经济、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人们为了给城市发展腾出空间，选择拆除旧的历史街区；为了提高生活水平，人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导致一些传统村落失去了发展土壤，陷入了空心化的困境；还有的文化遗产则面临着来自战争和宗教冲突的威胁。文化遗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当我们面对浩如烟海、数量庞大的来自过去的遗存时，不可能将其全部保存下来，因而需要人对它们进行价值评估。对于年轻学子来说，文化遗产也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它可能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对待它的方式。

2. 陈望道生平与国福路51号旧居

对于复旦师生来说，陈望道旧居就是这样一处身边的遗产。刘邵远首先为控江的同学介绍了陈望道校长的生平，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年少曾在义乌、金华、杭州求学，后辗转来到日本，逐渐形成了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研究方向。1919年，陈望道回国后到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3位国文教员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大胆改革语文教育，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掀起了“一师风潮”。受当局压迫，陈望道离开一师，由于陈望道在日本时就已经接触过社会主义，并且有良好的日语和英语的语言基础，受陈独秀、戴季陶等人的委托，陈望道于1920年春返回家乡义乌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同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广为传播，从1920-1938年，先后被印刷了17次，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陈望道还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是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后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和个人原因退党。虽然退党，但陈望道始终秉持着在党外为党效劳的初心，以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身份积极投身党的活动，赴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任教，积极参加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创办进步出版机构，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闯将。

与此同时，陈望道自1920年起就在复旦任教，1931年受时局影响被迫离开。抗战期间，陈望道于1940年秋经香港到重庆北碚回复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并担任过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

1952年，陈望道正式担任复旦大学校长。1950年代初，复旦出资将国福路51号买下，这栋民国时期的建筑自此成为陈望道在复旦最后二十余年的居所，直至1977年陈望道去世。1978年，陈望道后人搬离旧居，国福路51号一楼被改为党政联席会议会议室，二楼则改建为招待所，用于接待外宾。到了1990年代后期，旧居逐渐被闲置，因缺乏维护，在自然和时间的威力之下，呈现出破败的状态。21世纪后，保护旧居的呼声越来越大，2011和2014年陈望道旧居分别被列为杨浦区和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进入保护修缮阶段，2018年陈望道旧居正式作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对外开放，作为复旦大学校史专题馆，常设“宣言中译 信仰之源” 主题教育展，再一次回归公众视野。

3. 场所与认同：陈望道旧居的价值分析

为什么要保护陈望道旧居？刘邵远向控江的同学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引用挪威学者诺伯舒兹1979年提出“场所精神”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场所精神是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内在共鸣，它将人与建筑共同经历的情感、记忆与历史融为一体，赋予建筑“精神意识”，揭示了人的存在与建筑空间创造的本质关系。场所精神不仅构成我们保护陈望道旧居的重要动力，也是未来传承的重要价值。场所精神的建立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方向感”，一个是“认同感”，前者要求人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后者要求人必须知道他和场所的关系。

借用“方向感”和“认同感”两个概念，刘邵远从复旦学子的角度介绍了陈望道旧居与复旦校园的空间关系以及陈望道旧居等校园建筑为复旦师生留下的回忆与印迹。陈望道旧居在复旦校园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复旦的校园建设与发展紧密相关。抗战结束后，复旦回迁上海，校舍不敷使用，所幸在各方的协调下接收了日本留下的地产，将其改造为复旦教职工和学生的宿舍，聚集在学校的南面。一开始，这些宿舍楼以村庄命名，如庐山村（今复旦第一宿舍）、徐汇村（今复旦第二宿舍）、嘉陵村（今复旦第三宿舍）等，以纪念复旦在不同地点办学的历史。建国后，复旦将“村庄”名称以中文序数代替，逐渐形成了第一至第十二宿舍。也正是在这样的校园发展背景下，与这些宿舍群相距不远的国福路51号，自1955年陈望道入住后，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了第九宿舍，许多复旦名师大家入住，由此第九宿舍拥有了一个雅称“玖园”。随着复旦整体校园面积的扩大，各类功能区不断增多，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陈望道旧居和第九宿舍群。所以尽管玖园与燕园、曦园并称复旦三大园，但可能很多学生都不知道它的位置。

接着，刘邵远为大家讲述了玖园的人事物，因为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陈望道旧居，那么它的价值，它之于复旦校园的意义不能够被完整地阐释。玖园首先见证了复旦校园文脉与学术精神的延续。陈望道入住国福路51号后，为便于研究和教学，将语言研究室迁入，在其中办公教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陈建功、苏步青两位数学大家调至复旦大学。校方为表重视，特意在在国福路51号旁兴建两栋独立别墅（国福路65号、国福路61号），供其居住、办公。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贾植芳曾居住在九舍十三号，不仅他的学生，还包括很多校外人士，经常在他的寓所里畅谈学术、人生和理想，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业松回忆说，“如果有一种精神家园可以化为物质的话，那就是贾先生的家。”

玖园同时也是曾经居住在此的名师大家和复旦教职工理想人格和生命情感的寄寓之所。居住在国福路51号期间，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先后参加工作、结婚、添丁，两个孙子的到来，为陈望道晚年带来很多乐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在文革时的苦闷。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著名教授陆谷孙上世纪90年代搬入玖园，因寓所采光不佳，他自述“我把我这简陋又老旧的住所叫做洞穴，人家问‘回家没’，我常答‘已经回洞’”，尽管居住条件简陋，但是陆谷孙先生却对其寄予了很深的故园情节和生命理想，拒绝了女儿提出的出国定居的想法。

玖园还是具有精神感召力的人文场所。不少曾经居住在玖园的名师大家虽已千古，但人们仍然对玖园饱含深情。比如许多后辈学生在回忆贾植芳先生的时候，往往和玖园联系在一起，复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写道，“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只要想起复旦第九宿舍的那幢小楼，我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每每我很彷徨的时候，就想着去请教先生究竟应该怎么办。”沈建中在《缅想之温暖》一书中谈到阅读贾植芳文章时说，“我似乎读出了一位文学青年曾经是怎样严肃思考生命的意义及从事文学活动的心境和背景，我的眼前又会浮现这样一幕，在复旦大学第九宿舍院里的林荫道上，一位瘦小清癯的老人在那里散步、沉思”。复旦教职工胡功华在《复旦九舍点滴回忆》中提到九舍初建时，周围环境还很简陋。陈望道校长自掏腰包买了紫薇种植在玖园，改善周围环境，这个故事成了老复旦人心中永远的念想。

4. 遗产是人类能够诗意栖居的有意义的历史场所

讲座最后，刘邵远引用海格德尔的一段话作为结尾，“诗意并未飞翔或凌越于地球之上。诗意最先将人带到地球上，使人居于地球，而且引领人进入住所”，鼓励控江中学的同学关注身边的遗产，尝试理解周围人、事、物的发展，用各种方式观察记录我们生活的地方，在走向多彩未来的同时，勿忘来路。

同学反馈

陈彦伶 高一（1）班

聆听了刘老师有关看待身边文化遗产的分享，感触颇深。文化遗产的魅力不仅来源于其原貌，更是其承载的人与环境共同的记忆与历史，寄寓着的人类的生命情感和精神意志。匠人们一次次地修缮，学者们一遍遍地研讨，他们同样是隐去在文物背后的主角。他们赋予了遗产鲜活的生命力以及逆转自然与时间的损耗，在每个时代熠熠生辉的可能性。遗产是人类得以栖息的诗意之地，更召唤着我们回望历史，与之对话，共同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