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的自然保护活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1年，德国殖民政府开始划定保护区，主要目的是为了狩猎和采集自然资源。随后，英国接管了这片土地，并制定了各种保护规定。然而，这些规定主要是为了殖民者的利益，忽视了当地社区的参与。

1959年，坦桑尼亚在独立前颁布了《坦噶尼喀国家公园条例》（The Tanganyika National Parks Ordinance of 1959），成立了现今的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协会（TANAPA），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成为其首个成员。目前，TANAPA是基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2002年修订版《国家公园条例》第282章的管辖。

1961年9月，坦桑尼亚独立前三个月，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与高级政治官员召开“保护自然和自然资源”研讨会，批准了《阿鲁沙宣言》（Arusha Manifesto），强调政府对自然保护的承诺。同年12月，坦桑尼亚独立，政府发布了关于自然保护的公告，进一步强调保护自然的重要性。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尼雷尔主张建立野生动物园和发展国家旅游基地，以应对英国殖民统治下因职业狩猎导致野生动物数量急剧减少的问题。

1963年，坦桑尼亚创办了第一所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培训大学，为保护区培养管理人员，并为其他非洲国家提供培训。该校在津巴布韦、赞比亚等地开展了大量工作，以确保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1974年，坦桑尼亚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政府应建立保护区，并详细阐述了如何组织和管理保护区域。目前，坦桑尼亚的保护区面积约为1400万公顷，分为六类：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s）、国家自然保护区（National Conservation Areas）、野生动物管理区（Wildlife Management Areas）、野生动物保护区（Game Reserves，狩猎受到严格控制）、狩猎控制区（Game Controlled Areas，狩猎受管控，但居住和放牧不受限制）、森林保护区（Forest Reserves）。这些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40%左右，其中国家公园的保护级别最高。

进入21世纪，非洲草原旅游业蓬勃发展。TANAPA通过名为“Ujirani Mwema”（意为“睦邻”）的社区责任计划，支持国家公园附近村庄的社区项目。该倡议彰显了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趋势。

TANAPA推动旅游业的表现出色，获得了全球旅游评级机构颁发的多项保护、旅游和服务奖项。其中，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和乞力马扎罗山近年来获得全球旅游奖项。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在2019、2020、2021连续三年获得世界旅游奖（WTA），成为非洲领先的国家公园。

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横跨广阔的高地平原、稀树草原、稀树草原林地和森林。该地区建于1959年，是一个多土地利用区，野生动物与半游牧的马赛牧民共存。壮观的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该地区因其全球濒危物种的存在、密集的野生动物以及角马、斑马、瞪羚等动物的年度迁徙而具有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保护区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接壤，参观塞伦盖蒂的游客大约有90%会经过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因此这里也享有双重访问带来的红利。

旅游业是坦桑尼亚的重要经济来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左右。塞伦盖蒂和恩戈罗恩戈罗是游客最多的保护区，每年吸引大量游客，为当地社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比如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一年的旅游收入达1000亿坦桑尼亚先令（约合2.82亿人民币），对该国经济贡献显著。

无论地区的自然保护重要性如何，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然而，资金投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与邻近社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形成新的管理模式。这不仅影响遗产地的可持续性，也影响当地社区的生计系统。

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BNRM）是一种定制化的系统机制，允许保护区周边的社区通过该机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利益。这一方法在由当地人管理的WMAs（野生动物管理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居住在保护地区附近的人们与现代行政系统之间存在着一种良好且长期的关系。在自然遗产地或保护区的形成过程中，人们曾被迁移出这些地方。不同的管理级对当地人的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而在国家公园内，这种限制尤为严格。在这种涉及人员流动的管理体系中，人们的情感需求不应被忽视。

以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为例，保护内的马赛族部落以饲养牲畜为主，且90%的食物来源都依赖于此。马赛族的传统与文化背景与畜牧业密切相关，随着保护措施的推进，传统活动如狩猎、获取传统原料、开展祭祀仪式以及在该地区从事一些具有精神意义的活动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保护区的双重目标应该是：保护自然资源以及维护当地马赛部落的利益和传统生活方式。

1959年出台的《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条例》是保护该遗产的主要法规，由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管理局（NCAA）负责执行。古物司则负责管理和保护保护区内的古人类学资源。为了确保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更加正式和协调，双方建立并维持一份谅解备忘录。遗产管理以总体管理计划为指导，当前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维护马赛牧民的利益以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在全面评估了马赛族人口的需求以及人类活动对遗产地生态系统和考古资源的影响，以确定该遗产地容纳人类使用和牲畜放牧的能力后，NCAA、社区领导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达成一致的联合战略，确保人口水平和资源利用与遗产地的自然和文化属性保护保持平衡。这包括制定与放牧和草原管理相关的策略，以及避免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这种可持续的管理模式不仅确保了遗产的完整性，还推动了遗产价值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为当地居民创造了可持续的生计。

未来，管理体系和管理计划需要进一步拓展，以整合文化和自然方法，将生态系统需求与文化目标相结合，从而实现保护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要遵守关于分摊部分财务程序的准则，确保财务回报和收益与社区共享。以塞伦盖蒂和恩戈罗恩戈罗为例，二者共同营收坦桑尼亚全境超过80%的自然旅游收入。然而，如何确保遗产地社区获益的公平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政府和保护区通过多种方式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以及推进教育工作。鼓励自然保护区内以及保护周边的乡村社区通过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委员会，主动提出自己的需求和建议，以便更好地保护自然资源和推进社区发展，比如为村子建设学校、供水系统等，从而促进社区间的互动、合作和交流。

保护区的特定资源分配过程须根据相关文件进行。以恩戈罗恩戈罗为例，保护区共投入了1400亿坦桑尼亚先令（约3.9亿人民币），覆盖了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附近的64个村庄。这些资金用于疫苗接种、食物援助、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安全保障和水资源供应等方面。此外，还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人们的生活状况，以便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在恩戈罗恩戈罗的马赛族社区，教育投资尤其重要。当地许多人因为需要照顾牲畜而无法上学，因此，需为社区马赛青年创造培训与上学的机会，帮助他们提升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的能力，提供野生动物保护、旅游管理和环境保护的培训。

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和塞伦盖蒂-马拉生态系统的各地区之间建立有效且持续的合作至关重要，以确保野生动物迁徙的连通性，并协调旅游利用、景观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都设立了这一机制，尤其是通过“大型野生动物保护区”（WMAs）来实现。这些WMAs由一些村庄组成，位于保护区周围的“缓冲区”。考虑到动物迁徙的特性，即使位于保护区外的社区也能从中获益。动物可以迁徙至这些区域，游客也能在此欣赏到独特的自然景观。这就是“Wildlife outside PAs”的含义。这里的PA是Protected Area（保护区）的缩写。在自然保护领域，保护区（PAs）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但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范围超出了保护区的边界。因此，保护工作不仅限于保护区内部，还需关注保护区外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例如，一些研究指出，保护区外的野生动物面临栖息地破碎化、人类活动干扰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生态廊道、社区保护项目等措施来加强保护。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在地理上是明确的，但从生态系统角度来看，周边地区同样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因此，过去15年来，主流趋势是推动塞伦盖蒂和恩戈罗恩戈罗周边村庄打造属于自己的旅游景点，并共享整个地区的旅游潜力。这对社区至关重要。首先，帮助当地社区建立管理资源的流程，让他们认识到野生动物或自然保护区可以成为解决生计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化他们的保护意识。一旦他们意识到维护环境的重要性，并能够从中受益，他们就会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护，从而有效缓解各种潜在压力。

因此，当一只斑马穿过村庄时，村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管理这些动物。这样一来，不仅游客能够看到斑马，村庄也能从中获益，同时还会更加重视斑马的生存状况。这些乡村社区正在利用遗产地的旅游潜力，在生活中创造经济和旅游的机会。因此，不仅是坦桑尼亚，许多非洲国家都曾在这方面挣扎过，只为实现地方赋权的目标。

在坦桑尼亚负责管理遗址的每个人都应牢记这一点：这些遗址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向人们表明他们是保护过程的一部分，并承认在建立保护区的过程中他们可能受到了影响。我们的责任是分享想法、策略、规划系统、财务程序以及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合作，以确保他们能够共同管理这些遗址。

如今，这些位于核心保护区之外的社区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一些社区在经济上变得宽裕，建立了自己的游客中心和野生动物监测系统，拥有旅游管理部门和反偷猎措施。在土地利用方面，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区域适合野生动物保护，哪些区域适合耕种，因此变得非常有组织性。过去几年里，他们不仅组织有序，还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通过野生动物管理区，培养社区间的自豪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这些仅靠政府是难以实现的。

以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Robanda村庄为例，这个位于Ikona WMA管理区内的村庄，吸引了约15名投资者，共同投资建设了250张床位的旅游住宿设施。这不仅是管理计划的要求，更是推动利益相关方合作、寻求支持、组织研究人员以及应对国际问题的战略性长期政策。通过这些努力，村民们得以拥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和稳定的生活。该村的旅游发展情况，堪称遗产地社区在商业利益与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典范。

坦桑尼亚的自然保护区不仅在自然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还在经济发展和社区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一现象在整个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非常典型。从肯尼亚到南非，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包括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曾受殖民统治的历史，以及类似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和管理制度。如前所述，这一地带的相关人员大多在坦桑尼亚受训。保护区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机会，帮助当地社区改善生活条件。

然而，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的情况与坦桑尼亚有所不同。纳米比亚实行完全的权力下放，政府撤离后，保护区的管理权交给了当地社区。肯尼亚在出售土地后，政府也失去了话语权，保护区完全由私人投资者所有。相比之下，坦桑尼亚政府通过提供指导和一些必要的限制来避免资源滥用，确保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为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更多的操作空间则留给了社区的参与。社区通过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和旅游活动，不仅获得了经济收益，还提高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保护区和社区之间的合作需要持续的努力，只有通过持续的合作，才能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实就是坦桑尼亚的自然保护哲学。

世界遗产地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催化剂。通过坦桑尼亚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可行的政策和立法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此外，必须提升旅游资源的所有权、权限和公正性，并维持必要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财富分配问题，即收益究竟是倾向于私有社区还是公共层面，这也是遗产地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总的来说，变革性的改变需要良好的监管、制度上的包容性、参与度以及采用包容性方法。在这些方面，坦桑尼亚可以说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