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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讲座纪要∣力量与变革——从非洲视角看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

发布时间:2022-06-05 

 

前言

 

应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邀请,2022年5月25日,南非罗德斯大学遗产管理讲师和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帕斯卡尔·塔鲁文加(Pascall Taruvinga),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师生帯来“力量与变革——从非洲视角看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Places of Power and Transformation: An African Perspective on Museums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of Africa)讲座。

 

2019年12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非洲部与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协议,开展非洲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保护等事宜的交流合作与知识共享。本次讲座系探索和落实双方合作的首次学术交流活动,受到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北京大学、天津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机构与高校的关注。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宋向光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徐苏斌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潘守永教授、山西省平遥县原文物局局长冀太平等人参与了线上的交流。精彩的非洲博物馆与社区发展实践案例分享内容,拓展了我们对非洲博物馆的认识,有利深化中非文化交流。

 

今年是我国第十七个“文化与自然遗产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非洲专题,以此进一步进行深入学习、研讨与交流。

 


 

力量与变革

——从非洲视角看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

 

 

2022年非洲日主题是“消除营养不良,保障粮食安全”。2022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的力量”包含三个维度的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数字化与可及性创新的力量、通过教育进行社区建设的力量。在此双重背景下,博物馆应当被视为力量(power)与变革(transformation)之地。这两个概念相互关联,力量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人行为或事件进程的能力;变革则指形式、本质或外观上的显著变化。从力量与变革的视角看待非洲,能够理解博物馆在非洲的价值与功能。

 

01

非洲的地理定义与社会文化政治背景

 

 

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在资源可及性、社会福祉和财富方面发展不均衡,至今仍有大量人民处于赤贫水平。据世界银行预测,这一情形仍将持续至2030年,这也是各国政府以及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力求解决的问题。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非洲18至36岁受教育人口增长最快,博物馆如何满足他们的需求将是一大议题。实际上,非洲的耕地、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都十分丰富。然而非洲命运多舛,殖民历史与经济结构变化使得这一 “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并没有给非洲人民带来直接的好处。


如今的非洲是希望与痛苦交织的大洲:发展与落后并存、和平与冲突同在、政治自由但经济未独立、全球经济剥削。2015年非洲联盟提出《2063年议程》,整体目标是建立“我们想要的非洲”(Africa We Want)。其中一项就是建立强大的文化认同、共同的遗产和共享的伦理价值,这给予非洲博物馆强大的发展动力。当然,博物馆的力量不止于此,还能贡献于就业、和平等其他方面,尤其是助推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涵盖环境、经济、社会、和平和安全四个维度。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如今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因而非洲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必须贡献于社区发展。在此有必要审视非洲博物馆实践的历史、现状与挑战。

 

02

理解非洲博物馆的演进脉络

 

非洲的博物馆与遗产地往往毗邻而建,也多由各国政府的同一部门管理,因而可从遗产管理视角窥探博物馆发展模式。非洲遗产管理范式可被分为四个阶段殖民前时代,原住民社区使用传统知识与方法管理遗产。这种包容的“在地方法”由社区驱动,彰显开拓的精神,然而这种传统智慧与优秀实践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后戛然而止。殖民者以珍奇柜的形式陈列原住民的物品,在非洲的博物馆中表征殖民文化的优势地位。殖民主义带给非洲的是排外的、侵占式的、专家驱动型的现代遗产管理体系。原住民社区在博物馆中被边缘化,被动地纳入殖民者的单向度叙事之中。随后产生的世界遗产体系基于科学研究,关注遗产的普遍价值。然而这对于非洲遗产来说依旧存在问题,比如非洲人认为物质与非物质、自然与文化遗产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无法适配世界遗产的评定体系。当今非洲遗产希望采用融合管理体系,这一体系既继承过去的传统,也面向当今国际前沿概念进行调整和适应。

 

▍殖民前时代:“开拓的精神与方法”

 

▲ “第一位总策展人,第一个博物馆”(图源:讲座ppt)

 

在帕斯卡尔博士童年生活的村庄中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然而他父母对于厨房空间的使用与管理却犹如策展人,因而帕斯卡尔博士称他们为“最早见到的两位博物馆策展人”(去年2月,他的父亲因感染新冠不幸离世)。


厨房中摆放着许多餐具,比如杯、碗、盘等。它们都是按照制作材料和功能来进行摆放,这正是一种策展实践。厨房的“藏品”可供使用,也有一些特殊场合才能使用的器具,就像是博物馆库房中层层安防、难得提看的重要藏品。这些特殊厨具由家中女性保管,只有在客人拜访时才能使用。除此之外,村中也有专门储备粮食的地方。人们必须知道瓶罐中的内容、保质期和取食方式,整个过程有如博物馆藏品管理。所以非洲的博物馆并不是殖民时代的舶来品,而是早就诞生于社区中,可他们的经历并没有被转译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实践。

 

在村庄中,食物储藏与器物保存的方法依靠言传身教,并没有所谓的藏品管理办法、预防性保护办法、防灾减灾方案等。代际传承往往是以围炉的形式进行,在露天的篝火旁,老人们向年轻一代讲述人生经历、村庄历史与传统智慧。相较之下,当代博物馆中不同年龄的策展人之间的沟通有时反而存在代沟。

 

此外,艺术也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原住民社区的一种“本能”,艺术创作必须不创新、适应当时的经济状况,才能持续演进。南非当代艺术家埃斯特·马兰古(Esther Mahlangu)与宝马公司合作推出非洲装饰艺术的汽车喷绘,就是社区艺术发展至今的例证之一。如何发挥创业精神,传承殖民前时代的文化、创新并适应当下,也是当代非洲博物馆需要思考的问题。

 

▲ 宝马公司推出非洲装饰艺术的汽车喷绘(图源:讲座ppt)

 

 

▍殖民时代:欧洲中心与西方化视角

 

非洲曾被法、英、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多国殖民,殖民主义在很多方面改变了非洲的景观。津巴布韦自然历史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Zimbabwe)是非洲南部最大的博物馆之一。它的基本陈列就是在描绘殖民者探索并开发非洲的历史,目的在于为了将津巴布韦的生物多样性“售卖给”欧洲游客,吸引他们来到此地,从而攫取商业利益,然而展览却忽视了本来就在那里的原住民的历史与文化。实际上,对于非洲人而言,自然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比如每个家族都有动物形象的图腾。每个图腾源于自然,但在代代相传之间形成强烈的血缘与文化联系。因此,殖民时代的非洲博物馆的策展实践是一种不够包容的“科学偏见”。由于社区的非物质文化与信仰无法被纳入科学体系,它们就被排除在博物馆之外。

 

▲ 津巴布韦自然历史博物馆(图源:网络)

 

 

▍后殖民时代:我们的视角——修复、凝聚力与身份认同

 

非洲许多国家通过长期斗争从殖民中独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思潮不断影响着博物馆,“还权于民”的自由狂热席卷政治权力而来,但这一转型仍然缓慢。比如津巴布韦1980年就独立建国,但直至2020年该国才开始考虑制定遗产方面的法规。没有制度保障,博物馆谈何成为彰显社区力量的空间?在独立后,非洲各国需要寻求建立国家认同、建造国家级设施、达成国家内部和谐、提升凝聚力与社会包容性。民主政府的绥靖政策与推动变革之间存在细微的区别,非洲多国的博物馆在此夹缝中发展滞后。

 

1.  泛非洲主义的博物馆

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的思潮试图寻求一种“非洲复兴”。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有一组49米高的铜制人物雕像群,就是为了凸显非洲的胜利解放。那么非洲的博物馆如何回应这种非洲重生的观念呢?

 

津巴布韦有一座国家英雄陵园纪念馆(National Heroes Acre Museum),只有被授予“国家英雄”称号的公民才能安葬于此。该馆展示的是津巴布韦解放斗争史,其中包含对历次战争中知名或不知其名的、伤亡或在世的、亡于本国或他国的士兵身份识别认定。通过传达这样的严肃信息,博物馆向公众表明统一政府是前行的方向与最优先事项,我们必须正视那些社区拥有的面孔。

  

▲ 津巴布韦国家英雄陵园纪念馆(图源:帕斯卡尔)

 

 

除此之外,非洲各国还有许多以解放为题的博物馆。非洲联盟也在推动建设“大非洲博物馆”(Great Museum of Africa)项目,计划于2023年在阿尔及利亚落地。当然该项目实施也存在诸多困难:570万美元项目基金从何而来?如何平衡该馆作为全非洲代表的定位与作为阿尔及利亚一国机构之间的关系?

 

▲ 大非洲博物馆(图源:网络)

 

另一个反映泛非洲主义思想的博物馆是位于塞内加尔的黑人文明博物馆(Museum of Black Civilisation)。该馆于2018年对外开放,通过剑、面具等文物展示非洲发展的轨迹,突出包容性话语,对非洲历史进行去殖民化的阐释。该馆也传达了黑人女性的力量,展示了包括温妮·曼德拉(Winnie Mandela)在内的女性领导人。然而,也有批评者认为该馆试图将整个非洲归于西方眼中的非洲身份之下,不够突出自己的声音。


 

▲ 黑人文明博物馆(图源:上图取自网络,下图为帕斯卡尔提供)

 

 

2.  社会记忆的博物馆

纪念性指的是一个拥有、识别和记忆的过程。纪念性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这在南非西部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案例中表现尤为突出。17世纪至20世纪,该岛曾有过不同用途,1999年罗本岛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岛上有蓝海岸采石场遗址、麻风病患者墓地、反抗殖民者的放逐地、关押政治犯的大型监狱、二战纪念设施等。此外,罗本岛上的生物多样性突出,在殖民时期曾是企鹅的栖息地。岛上的监狱如今被改建为罗本岛博物馆(Robben Island Museum),以彰显人类精神在巨大逆境中取得的胜利。


 

▲ 罗本岛(图源:网络)

 

▲ 罗本岛博物馆(图源:帕斯卡尔)

 

罗本岛博物馆的藏品与马伊布约档案(Mayibuye Archive)密切相关。该档案由影音资料、历史文献、照片、艺术品等内容组成。围绕于此,博物馆提出了档案保存与可及方案。然而档案藏于南非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公众难以获取,由此引发如何让档案对公众可及的讨论,包括推进创新创意的数字化项目等。

 

作为争议之所,罗本岛的纪念性阐释尤为突出,纪念性的核心在于记录此前被关押犯人和看守的人生经历。罗本岛博物馆起初以关押过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闻名,然而曼德拉并不是唯一关押于此的人,超过3600名政治犯曾来到这里。那么,罗本岛究竟该容纳哪些内容?博物馆不能只展示监狱如何照看犯人的单一视角,也应当呈现囚犯眼中的罗本岛。同时,犯人家庭中的女性往往留在大陆,那么她们的经历如何、如何看待罗本岛?此外,还有那些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被流放至此的人们,他们又有什么故事?罗本岛现在采用的是一种包容的整体性叙事,力图平衡历史的不同侧面。


▲ 罗本岛博物馆流动博物馆(图源:讲座ppt)

 

 

将罗本岛的历史文化带向大陆的公众也是博物馆的一大工作内容。为此,罗本岛以拖车的形式设置流动博物馆。拖车的外立面是有关罗本岛不同主题的图文展览,内里则是一个完整复原的监狱房间,可用于观众体验、电影拍摄等等。从本质上说,罗本岛向公众传达的是:以往被否认和忽视的历史在如今民主政府下变得可及,这也吻合了国家议程。南非的很多居民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获取身份证,通过与南非妇女事务部合作开展教育,罗本岛博物馆为这一问题提供破解之道。

 

罗本岛博物馆有一个标语,即“每一个人都要教一个人”(each one, teach one),它以创新的方式回馈社区。南非的前首席大法官之一,曾是罗本岛上接受改造的犯人,最终成长为国家级法律人才。此外,罗本岛博物馆还与西开普大学合作资助高校学生,这一项目自1991年起已经累计资助一百万兰特(约合人民币43万元),资助内容主要是帮助本科生和研究生完成学业以及专业训练。罗本岛博物馆还通过支持低收入夫妻举办婚礼来回馈社区,这一活动也是与妇女事务部的合作项目。

 

当然,罗本岛也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西开普的六大景点之一。旅游能推动罗本岛持续发展,但也必须谨慎审视旅游行为是否破坏遗产地,避免唇亡齿寒。2011至2019年访客趋势显示,罗本岛每年约有31万游客参观,其中70%是国际游客。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罗本岛完全封闭。如今罗本岛将目光转向国内旅游市场,以因应动荡的外部环境,这在新形势下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


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罗本岛博物馆还和私人合作,接洽直升机、游艇等服务项目。博物馆应当走出藏品管理、传统展教活动的“舒适区”,积极联系其他行业部门来获得可持续发展。当然,公私部门合作也会带来一定风险,这也是博物馆需要考量的内容。罗本岛还推进绿色发展,与国家旅游部合作制定了详细的发电以及海水淡化计划,岛上建有一公顷的光伏太阳能板,使罗本岛的供电自给自足。这些环保举措每年为南非节省了110万兰特(约合人民币47万元)的能源开支,其中60%都是太阳能发电的贡献。如今,博物馆思考的是如何将低碳理念延伸至旅游业的交通运输上,比如引入环保巴士、开发环岛徒步游路线等。

 

▲ 博物馆对社会经济贡献指标框架(图源:讲座ppt)

 

 

罗本岛博物馆助力可持续发展既有直接的贡献,包括创设清洁工、保安等多个工作岗位,也有间接的方式,比如博物馆旁餐厅涉及的食品生产链等。其中一些指标易于评估,一些则难以衡量,如对下游产业、第三产业的带动等等。总的来说,博物馆需要有意识的衡量自身对社会经济指标的贡献,以此向政府或私营企业寻求资金支持。在一个相对贫穷和落后的地区里,博物馆如果没有展现出对于提升社会经济的价值,就会逐渐与社区脱离联系。除此之外,罗本岛博物馆也致力于与社区交流与合作、转型、综合规划、技能与人才管理等。举例来说,前政治犯是罗本岛博物馆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博物馆需要特别关照他们现在是否在使用知识工作,比如是否有培训其他导游、带私人团的机会?而在他们退休后,是否老有所依、不为生计而愁?这就需要博物馆与私营企业合作,“授之以渔”。

 

罗本岛博物馆的发展还面临着创新的难题。目前虽有一些新现象,但并非来自于博物馆本身,而是外部使用了罗本岛博物馆的资源。例如有一家私营企业被授予了岛上金属围栏的处理权和专卖权,这家企业用这些金属生产首饰,但这些收益落入公司的口袋,当地社区并没有从中获益。如果该项目由罗本岛博物馆开展,将能直接促进当地女性与前政治犯的就业。所以博物馆不能惧怕创新,必须要开拓思维。


3.  博物馆与社区的妥协关系

在津巴布韦的马托博山中有一座遗址博物馆(Matobo Site Museum)。马托博山于2003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里有洞穴、考古遗址,以及森林等自然风光。其中建立的博物馆主要是为了阐释丹波塞瓦洞穴(Domboshava Caves),洞穴中绘有岩画,也与当地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图中可以看到一条狭长的渠,在殖民前时代主要用于祈雨仪式,然而殖民者统治该地区之后,禁止社区进行这一仪式,即使是现在的遗产管理当局为了保护岩画也曾一度禁止社区举行祈雨仪式。
 

▲ 丹波塞瓦博物馆(图源:帕斯卡尔)

 

▲ 丹波塞瓦洞穴、岩画与祈雨仪式(图源:讲座ppt)

 

 

祈雨仪式使用的暗渠与一片名为Ndambakurimwa的森林联系在一起。对于当地社区来说,如果不在这一地区举行祈雨仪式,雨水就不会滋养大地,居民也就无法犁地耕作。当地社区会在暗渠入口处以羊和啤酒献祭并歌颂雨神,如果雨神对贡品满意,那么暗渠出口处就会升起青烟,雨水将会如约而至。

 

岩画曾被人泼焦油,洞穴里也有过“到此一游”的喷涂。问题的关键不在如何移除这些涂鸦,而在于如何修复与当地社区的关系。由于社区对整个遗址的阐释与利用方式很不满,该遗址博物馆是第一个被迫向社区弯腰妥协的博物馆。最终博物馆决定停止“销售珍奇”,让当地社区自己负责遗产。今天,社区有自己的业务发展项目。由此可见,博物馆必须企及社区,与之共同决策。

 

03

新冠疫情与博物馆:在风暴中起舞

 

新冠疫情使得经济损失、游客数量锐减、社区参与程度降低、遗产保护风险剧增、博物馆裁员甚至倒闭。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冠疫情带来的新常态是博物馆提升创造力与创新力的契机。我们不仅明确挑战是什么,更要积极寻求解决对策,“在风暴中起舞”。事实上,这也并不是非洲第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在殖民前时代,面对类似的突发事件,社区会采用多种手段,最终度过难关。所以社区是博物馆恢复与重塑的核心力量来源。

 

▲ 新冠疫情对文化及创意经济的扰乱(图源:讲座ppt)

 

 

比如南非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莉莉叶农场博物馆(Lilliesleaf Farm Museum)在疫情的新常态下积极创新。该馆与利沃尼亚审判(Rivonia Treason Trials)相关。1964年,11位黑人运动领导人被南非当局判处叛国罪,送往罗本岛关押,其中就包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这在非洲的解放史中尤为重要,也必须做好阐释。这家博物馆在新冠疫情期间被迫歇业,使其不得不思考如何创新创意地重新开放。该馆采取的策略是推动公私部门和第三方合作,将博物馆的技术外包、强化筹资方案、为博物馆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新的价值取代非营利性的过时模式等方式。整体而言,该馆使收入来源多样化,从而实现可持续性。


▲ 莉莉叶农场博物馆(图源:网络)

 

 

04

后民主时代的博物馆:争论、生计与“在疗愈前被倾听”

 

在国际博物馆协会最新提议、即将在布拉格大会上表决的博物馆定义方案中仍然强调非营利性(non-for-profit)的特征。虽然作为公共机构,博物馆不应以营利作为目的,但这一限定也使得博物馆更难创新,因为博物馆会坐等政府拨款。定义应当推动博物馆对可持续性负责,博物馆就像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一样需要运营。博物馆的首要利益相关者就是社区他们希望博物馆能够永续发展。我们如何能让博物馆转变非营利性、靠政府吃饭的心态?对于非洲的博物馆来说,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无法完成想做的事情。


后民主时代的非洲存在着不少争论和生计问题,但最重要的是“在疗愈前被倾听”。作为疗愈的一部分,博物馆如何展现那些位处边缘人民的声音?首先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博物馆不止要告诉社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与公众及其需求建立相关性,更要让社区参与到博物馆各项事务之中。博物馆并非孤岛,而是居于更大的社会图景与社区发展机制之中。我们必须要主动出击、向发展部门表明博物馆的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的等着这些机构找上门来。

 

博物馆不变的主题是关于学习和传播故事,然而我们有成熟地对社区影响进行评估的方式吗?当下博物馆应该分享谁的故事?针对于此,南非文学博物馆(South African Museum of Literature)使用各类文学作品,举办富有力量的社区参与式公众教育活动。博物馆中的故事应该由我们自己而不是其他人来说,因为遗产属于我们,没人能比我们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更好


▲ 南非文学博物馆(图源:网络)

 

除此之外,非洲博物馆还面临语言的问题。非洲的语言有使用人群和范围的大小之分,英语和法语就被称为“白人的语言”。博物馆如何运用原住民语言,最终利于社区本身的发展?这就是与社区共同制作、共同策展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使用社区的语言和智慧进行知识生产,博物馆就能丰富知识、使叙事更多元化。这也是使用数字平台的契机之一,不仅要将藏品和展览以数字形式进行记录和阐释,更要使用数字信息进行内容创作,比如虚拟体验、增强现实体验、在线商店等等。在非洲,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很多博物馆没有网店,但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考虑开设在线商店。

 

在此背景下,博物馆必须讨论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也须意识到两者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与形式。目前有多少社区通了网?是否有设备能够完成虚拟游览?博物馆如何与网飞(Netflix)、DSTV等年轻人更爱用的新媒体平台竞争?博物馆如果不自身升级,就会被这些媒体取代,变成无人光顾的“鬼屋”。当然,这同样需要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


 

▲ 博物馆的创新、创意与融合路径(图源:讲座ppt)

 

 

除了采纳新科技之外,博物馆的创新、创意与融合还有多种实现路径。帕斯卡尔博士重点指出其中两点:一是考虑创新营收路径。博物馆不能只仅仅依赖于政府拨款。博物馆需要实现供给侧改革,与多方建立伙伴关系,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尤其是国际性的经济联盟和经济区块链。举例来说,博物馆如何能重新分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空间,获得可持续的收入以滋养社区?二是持续推进非洲博物馆去殖民化进程。所谓“去殖民化”(decolonialization)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谁来推动去殖民化进程,是策展人、研究机构、还是社区?去殖民化的对象是谁,展览、叙事、还是博物馆运营观念?对于帕斯卡尔博士而言,去殖民化意味着开拓知识的来源、与社区共同生产知识,即所谓共同创作(co-creation)。博物馆可以与社区合作,共同重新书写故事。

 

05

总结

 

博物馆必须双线运作,一方面它保管藏品、举办展览、开展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它更要为社会福祉做出贡献、赋权社区。帕斯卡尔博士强调,博物馆要运用综合型的思考和方法,促进发展、满足社区需求、拓宽知识面。这需要运用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博物馆要做到本地参与、全球联系,必须先为社区提供对策,然后再向国际传播。博物馆就像是一辆驶向远方的火车,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着的,必须在行进过程中修缮自身,变得更具适应性和创新性。

 

非洲的博物馆应以不同的方式开展业务,以获得不同的效果。我们不能拘泥于博物馆作为珍奇之所的框架之中,博物馆须从“村中厨房”出发,整合入新的空间之中,发挥博物馆的力量。博物馆具有与公众分享知识的力量,构建新的文化,并在特定语境中转化文化;博物馆具有知识可及的力量,人们可以从博物馆知道他们源自何方、何去何从、如何防止重蹈覆辙;博物馆具有提供社会服务的力量,成为助推社会福祉和社区发展的枢纽。肯尼亚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Kenya)曾闭馆三年以更新阐释,他们意识到博物馆并未表达真正想说的内容,也遭到了许多肯尼亚人的批评。对于一个国家级博物馆而言,闭馆三年的抉择一定是基于非常谨慎的考量。非洲博物馆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重新思考自身,变得包容、与社区关联、可持续发展。在肯尼亚,人们认为当地文化必须对设想的发展产生影响,而设想的发展必须努力使当地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帕斯卡尔博士指出,博物馆并不是“外面”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社区里的至宝(Museums are not something ‘out there’, but very much in our own communities.)。博物馆若与社区无关,便如同子虚乌有;博物馆若能为社区服务、转化,来自社区的力量就能由博物馆传播给更广泛的公众

 

▲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图源:网络)


 

互动|现场提问。

 

宋向光(北京大学教授):帕斯卡尔博士对非洲博物馆的发展情况、今后目标与路线进行了详细介绍。非洲博物馆与当代社区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其中博物馆与所在地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对我国县一级博物馆的发展很有启发。而以罗本岛博物馆为代表的非洲博物馆去殖民化进程,从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两方面都做了很好的榜样。这些都值得我们向非洲博物馆的同仁们学习。

 

潘守永(上海大学教授):我对帕斯卡尔博士最后谈到的博物馆“不在外面,而在这里”的观点印象深刻。社区按照区域大小可划分不同层级,包括宋教授提到的县级社区实则也涵盖了非常大的范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社区。比如2014年中国和肯尼亚在美国史密森民俗文化节(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上共同亮相。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和肯尼亚也都是社区。我想请教的是,非洲对于社区的理解是否也有类似的多层级、多维度属性情况?

 

帕斯卡尔:就和中国的情况一样,非洲的社区也是各不相同的,社区以不同的方式定义自身。我们看待社区的方式也与国家治理结构相关,有国家级、省市级、区域级和当地多个层级。从国家和地区的层面来看,社区有城镇和乡村之分。乡村社区居民被边缘化,他们在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机会等方面相对处于弱势。在此之外还有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社区,这些居民同时享受城乡两种生活方式。

 

所以博物馆如果要与社区合作,首先需要了解社区。社区是由哪些人组成?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和所在地区有什么关联?博物馆如何走进他们?传统博物馆往往站在社区的对立面创造解决方案,并将其移植到社区之中。这样的项目一般持续一至两年就结束了,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涉及社区的语境。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博物馆不是在那里,而是在社区之中,博物馆必须与社区合作,增强相关性。

 

徐苏斌(天津大学教授):帕斯卡尔博士的讲座表明,非洲博物馆的发展现状与整体趋势既与国际接轨,又非常具有本土特性。尤其是对于后殖民时代的关注紧密结合非洲的实情,这让我联想到了我国的租界问题,比如天津曾有九国租界。对此,天津大学正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合作开展相关研究,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这一国际研究议题。当然,我国不同地区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我国在此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帕斯卡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去殖民化”这一概念在政治领域有被滥用的倾向,很多时候人们并未深究其内涵。去殖民化虽然与叙事的替代性相关,但并不是关于过去的一切都是糟糕的。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去殖民化引发新的仇恨。去殖民化有其主体和对象,并不能由一方独立完成。在我看来,如今的社区已经是去殖民化的,他们不断创新并适应着时代,同时扎根传统、坚守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需要完成去殖民化进程的是博物馆、策展人与管理者。

 

潘守永:我想呼应徐教授与帕斯卡尔博士的对话。在中国,天津、上海、汉口等部分城市在近代曾设有租界,然而中国从未被完全殖民。因此我们一般称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我国许多珍宝借由在华租界流失海外,但我们一般不会称之为“殖民收藏”。因而我们需要谨慎看待“去殖民化”概念,必须明确谁在使用这一话语、又想要做什么。

 

王军(复旦大学硕士生):在罗宾岛博物馆案例中,我发现,外国游客占了大多数,这是新冠疫情前非洲大多博物馆的趋势吗?在本土的其他的公众博物馆,外国观众对今天的非洲博物馆的展示内容或者其余实践活动的评价是怎样的?

帕斯卡尔:非洲博物馆的观众的确以外国游客居多。非洲博物馆与遗产的营销策略往往在国际层面更有规律且有效,因为他们认为外国观众的到来能解决博物馆的当今所有问题。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以罗本岛博物馆为代表的非洲博物馆逐渐意识到依赖国际观众运营的危险性,因为这并不可控。我们开始着力拓宽国内市场,提升博物馆适应力。罗本岛博物馆重新审定了博物馆的票价,制定对国内外游客的两套收费标准,同时在每年九月二十四日对南非公民实行免费开放,就是希望吸引更多国内观众。新冠疫情下,政府无力顾及对博物馆的拨款,迫使博物馆走出传统思维定式,博物馆如何实行可持续性的自救?当然,由于博物馆目标观众转向国内,对于展览也就提出了更高要求。重复性观众并不想看到一成不变的展览,这也是博物馆为什么要进行纪念性阐释的翻新工作。罗本岛博物馆对此进行了评估,正努力改善这一问题。比如基于对3600名前政治犯个人故事的记录,博物馆展览中的一段十到十五分钟的视频现在有了多段可替换的影片。

 

全轶先(复旦大学博士生):您曾多次强调非洲的文化遗产体现文化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依存,以及关注社区发展,非洲是否有生态博物馆模式的探索和案例?

 

帕斯卡尔:非洲有“村落博物馆”(Village Museum)的尝试,由馆方与社区共同运营博物馆,这比较接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但大多数村落博物馆并没有做的很好,更多是专为满足游客娱乐需求而建,而不是社区居民自我表达文化多样性的空间,比如坦桑尼亚的有些村落博物馆直接倒闭了。我认为生态博物馆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一种运营理念和实施框架。所以我们要思考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指的是什么?如果博物馆在城镇中诞生,如何让它与不同的发展议程相联系?所以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经验就可以为非洲提供借鉴,这也是博物馆进一步探索可持续发展、社会福祉以及社区参与的一大机会。

 

听众(天津读者):博物馆如何赋权社区,共同策展、共同管理博物馆,甚至让社区来主导博物馆发展?社区内部也具有多样的人群和多元的亚文化。博物馆如何关注社区的子社群?

 

帕斯卡尔:社区参与博物馆有不同的方式。正如我此前提及的,首先要了解博物馆相关的社区,在此基础上寻找最合适的参与模式。举例来说,津巴布韦的巴汤加社区博物馆(Batonga Community Museum)主要展示汤加人(Tonga People)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在建造该馆时,我们并没有一套拍板的方案,而是带着一些想法来到汤加社区,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在博物馆的概念化过程中,汤加社区决定了博物馆的展示内容、展品遴选、文创售卖等各方面。这是一个社区直接参与博物馆建设的例子。另一个非洲博物馆使用的策略是与社区负责福祉方面的领导人开展合作,因为他们对社区发展的现状问题更为熟悉,能够为博物馆提供很好的社区参与发展策略。除此之外,非洲博物馆还会直接创造与社区对话的公共平台。社区居民可以与博物馆直接分享他们的想法。

 

谈到社区中的少数社群,这仍是非洲博物馆发展的问题。这些子社群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发声空间。就像我此前指出的,他们的语言也没有被官方认定或是享受政策倾斜。汤加人在宾加(Binga)地区就是一个子社群,有时博物馆通过举办节日的形式来使这些子社群展示自我,比如赞比亚的博物馆会邀请洛兹族(Lozi People)来到博物馆举行库姆博卡(Kuomboka)仪式,以非物质的形式展现他们的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博物馆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与社区的关系,其中多方协商、妥协与融合的实施方式则有赖于博物馆学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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