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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实录丨朱光亚:谈建筑遗产保护学中的方法论

发布时间:2022-05-15 

 

编者按

 

2015年末,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同期召开的“从历史走向未来——亚太地区历史遗产与文化景观保护之路”国际学术会议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朱光亚先生发表了主旨演讲《文化碰撞中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框架思考》。朱光亚先生的发言关注到我国遗产保护在时代发展当中面临的诸多问题——遗产保护领域中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碰撞、遗产保护工作体系的建立、遗产保护理论形态的构架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至今仍影响着中心师生的研究与实践。
 

2019年,朱先生团队编写的《建筑遗产保护学》一书正式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著作汇集了朱先生及其团队多年来遗产保护的心得和体会,兼顾理论和实践,将建筑遗产保护实践和理论建构纳入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在世界文化的纵横捭阖之中凸显出我国建筑遗产保护的文化自觉。中心师生围绕此著作开展多次读书会,对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践理性、价值评估、审美判别、保护技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感念朱光亚先生与中心的学缘,今年初夏,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再度邀约先生,于6月27日在复旦亚青中心举办了“木石无言,润物有声——朱光亚建筑遗产保护讲座暨五校青年联合论坛”。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师生共同聆听了先生带来的深度讲演《谈建筑遗产保护中的方法论》。先生结合多年积累的丰富案例,从文明互鉴、道器相融、逻辑与悖论、经验与推理四个角度阐述了建筑遗产保护中的方法论,对相关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而先生所述“心怀祖国,勿问东西”八字,则体现了对文明交流融合互鉴的思考以及实践立德的基本立场,值得年轻学子认真学习和体会。

 

以下为先生讲座实录。


 


 

▲朱光亚先生(全轶先 摄影)

 

 

01

 引入:从architecture的翻译说起

 

 

有的同学希望我讲考古、讲文博或是讲遗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归属,但我没有办法全讲。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代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野是由文艺复兴后欧洲文明所确立的,这影响了我们对于遗产的认识。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的时候,英文译名叫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对照这个英文名称,今天我们可能将其翻译成中国建筑学社或中国建筑学会。但是在确定中文名称时,社长朱启钤先生说:“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启铃终身不获见焉……即诸君穷日孽孽,亦未敢即保其收获”。

 

朱启钤先生立足于全人类的立场思考,认为“今更重言以申明之口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此皆吾人所铭佩不忘。”可见当时以“建筑”命名学社,朱启钤是不赞成的,而坚持用“营造”一词,包括道器两个方面的思考。

 

▲ 讲座会场(全轶先 摄影)

 

 

“建筑”这个词由日本引进,对应英文中的architecture,最开始被日本人翻译为“筑建”,后又改为“建筑”,中国人直接引用此翻译,当时强调的是建筑艺术。然而朱启钤先生认为,建造房屋一事,艺术仅仅是一方面,还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假定我们重新翻译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好名字。我国古代早期管理房屋建造的官员称为“司空”,如今讨论建筑遗产便是针对空间营造的这些遗迹的保护。假定我们这么去翻译或解释,我们就能找到更多的语言和思路。我们如果过度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学科分野,将不能够很好地认识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形成完整的认知。

 

 

02

且说方法论地位

 

 

2.1 我们的命运和当代学术的命运

 

再过几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自然会缅怀我们的先烈。我们缅怀那些抱有美好理想,尤其是那些牺牲的先辈。当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发现,党之所以成功,不仅因为有伟大的理想,同时还找到了一条实现理想的东方道路,可见方法论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性。今天我们的遗产保护同样面临着方法论的问题。

 

年轻一代学子与我和更上一代的学者相当不同,这一代年轻学子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但也充满着选择的痛苦。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选择不多,甚至是没有选择,倒也成了一种幸福,没有那么多个人的考虑。今天我们的选择太多,我看到网上年轻人与白岩松的争论,年轻人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但对于个人的前途却没有信心。

 

我们可能到了这么一个时刻,年轻学子在思考学术问题时,必然摆在与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思考框架中,这与我们那一代以及前辈学者是相当不同的。我自己感觉到一些应试教育教会了年轻学生考试,教会他们很快地找到最佳答案,过去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在思考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很多人思考的都是自己的定位,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在思考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时不应该仅仅基于自己的定位,更应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这样或许会想得更加全面。

 

2.2 方法论与方法、本体论、价值论

 

大量的博士论文在开篇会谈到方法论、创新点。比如二重或多重证据法、比较法、量化分析法等等,这就是他们研究的方法。今天我所讲的方法论跟这些不太一样,是对于所有方法的归纳、升华,是对现有方法的一种理论提升。

 

方法论和本体论这样一种探讨世界的本质、探讨事物原本性质的哲学思考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方法论不太关心终极目标,而关心如何实现目标。

 

方法论与价值论也不相同。我年轻时的时代并不存在所谓的价值观,只有人生观、宇宙观,比如从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世界,人生观是相当不同的。当时强调要建立辩证主义的世界观,要看到物质存在决定了观念形态,而非观念决定物质,观念只是对物质有反作用。因此,那时候普遍认为,只要立场观念一致,价值观便一致,从未想过有自己的价值观。当然那个时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用不着我们操心。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价值论在中国兴起,允许人们在保留相同人生观、世界观的同时有不同的价值观。如今在遗产价值评估中,评估结论往往是因人而异的。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一旦确定遗产的价值,特别是核心价值,采取何种方法保存、传承这个核心价值是非常关键的。当然,价值评估本身即是一种方法论,是遗产保护领域专属的方法论,是非常本质的、特殊的一个方法论。但是我今天不是谈价值评估的方法,而是关于所有方法的归纳和升华。

 

在我的遗产保护学里,我将所有的方法总结概括为“实践理性精神”,或称“实用理性精神”。李泽厚先生提出的“实用理性”这一概念是对于中国观念形态的良好归纳,区别于西方的工具理性。

 

 

03 

方法论一  文明互鉴

 

 

下面谈方法论,首先是博士论文中经常说的比较法。但是大家知道,有的情况是两者可以比较,有的情况下比较则是毫无意义的,比较的本质是什么?习近平同志有一个关于文明互鉴的发言:“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所以我用了“文明互鉴”这个词接着谈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以及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首先我们的知识体系、学科分野基本上是西方的,然而我们国内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基本都是针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因此,文明互鉴是不可避免的。

 

3.1“心怀祖国,勿问东西”

 

▲ 朱光亚先生:“心怀祖国,勿问东西。”(全轶先 摄影)

 

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发了许多争论,张之洞已十分开明,但涉及到制度的改革时由于触及国体问题而戛然停止。可以说,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具有针对性的。李泽厚先生有一幅对联,是其师冯友兰先生赠予的,上书“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李泽厚的观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么一个环境下,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然而,不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都有局限性,假如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认为的八个字是:“心怀祖国,勿问东西。”我愿意这么说。大家知道日本人对东西方文化也有一个观点,叫“和魂洋才”,我觉得也挺好,但是也有局限性,找不到一个能够把所有的局限性摒除在外的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西学为体是好的,在很多情况下,中学为体也是可以的,挺复杂的。

 

在这种情况下,朱启钤先生作为清末大臣、中华民国代总理、中国营造学社社长,眼光十分开阔,对于东西方文化都是愿意接纳的,但是显然,他的立场是清晰的,即中华文化始终是主体文化。

 

3.2 “心灵的震撼比什么都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介绍一下王镇华的观点。王镇华是学建筑出身的,因而我与他有所交集,九十年代曾阅读过他的著作,后来去台湾拜访。接触之后就感觉到,他的一些观点对于解决当代问题是有价值的。王镇华先生认为,“肯定传统也不需要反西方,西方的科学、民主还是必须参考,但无文化主体,民主会恶质化,科学会化约,科技会恶用”,他又说“本立而道生……跨过五四偏失,复苏文化主体”,“百年来尽是外在创新,渐失内在意义。虚内惊外,则虚无主义蔓延”。

 

▲ 王镇华先生(图源:网络)

 

 

“虚内惊外”即我自己的内心感到空虚,失去主体,而外在浮躁,一惊一乍。在当下这个时代,我曾遭遇到许多领导对我的设计提出要求,都是这样讲,要眼前一亮,要成为标志建筑。我到香港讲学的时候明确地提出,视觉艺术是建筑艺术的重要部分,但是远远不够。眼前一亮没有力量,有力量的是要有生命力,心灵的震撼比什么都重要。王镇华先生讲,如果我们的创新都是外在的创新,没有内在的自我,失去了我们的主体,那么就会导致虚无主义。对我一个学建筑的人来说,经常遭遇到各种领导的要求,非常感谢王镇华先生这席话。

 

3.3 东方,还是西方?

 

王镇华先生对西方的肯定也是很充分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客观性。如果你要研究客观存在的规律,西方科学并不够,他说“西方四个二分:理性感性二分,主体客体二分,唯心唯物二分,形上形下二分,结果是从根源溃散。主体成了谜中之谜……跟着走,早晚出问题”。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外来化的开放与本土化的自主,两者看似矛盾,实则开放不是‘头脑开放成别人的跑马场’,自主也不是‘坚持不与人同’——别的不会,就会固执己见,谁跟我略有不同,我就跟别人抬杠。”所以要有自主的气魄、智慧,才有真正的开放。

 

反过头来,王镇华论及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特质时提出,“真正的文化是平凡且深刻无边的,不宜讲明,却能使人终身服膺;换而言之,真正珍贵的东西,我们有权利不开口,反而讲出来的常是些糟粕。但在这个文化危机时代,我们被学生及西化人士逼得说出中国艺术的特质,我们非但要讲清楚,更要将它写出来,让他们明白中国艺术的深处妙处……首先就是具有主体成长性,所有艺术品和主体有关,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艺术品……第二就是实践性,中国艺术谈论得再多,并不等于会做,道理讲得再深刻,对于那些会做的匠人而言,常常反而好笑,因为他知道虽然你碰到了些深刻的东西,却不太相干,还没真正进入。第三个中国艺术动人之处,即是它的整体性,因为不论主体性或实践性,必然具整体化。”

 

案例 1 朱熹论冀都风水

 

有关整体化,有一个例子说明。在朱熹对于冀都风水的判断中他说,“冀都是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

 

读了朱熹这段话,我就在想朱熹怎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考虑空间时最多想一个城市、一个村庄,这已经思路够开阔了。他能够想到华夏大地,所以他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脑子想的。脑子想比眼睛看,管用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整体性。

 

我们读李白的诗“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我作为一个南京人就在想,我怎么就看不见那个三山呢,我只能怪雾霾天气、大气污染。李白写“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我在念这些诗的时候,最后认识到李白除了用眼睛,也是用脑子,他们这种整体观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但是我们今天沦落到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只会用自己的眼睛,我们确实是退化了。如此开阔的胸襟与气魄并非亲眼所见,而是思考所得,这便是中国人的整体性。

 

案例 2 运用拓扑学分析中国园林

 

1988年我在做中国园林的设计和研究时,中国人包括外国人都讲,中式园林是自由式的。我就想,自由吗?好像不自由。不自由吗?好像也相当自由。那么它有没有特定的规律?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秩序?这是我当时想的。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但是当时却想不到用什么方法来把它提炼和概括出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博士同门在读对西方建筑的拓扑学分析。忽然间我感到灵光一动,马上研究拓扑学。左上的这张图,我们一般看作是一只小鸟、一个人和一条鱼,按照拓扑学的分析,这三个图是一回事,都是由一根封闭的曲线和一根不封闭的短直线构成的。简单地说,拓扑学研究的是图形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够保持的图形特点。

 

▲ 对中国园林的拓扑学分析(图源:讲座PPT)

 

 

在1988年撰写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拓扑关系》一文中,我运用拓扑学原理分析了北京颐和园、无锡寄畅园和苏州网师园,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三个园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通过拓扑学分析,我发现三者与太极图拓扑同构,最后我得出结论,大量的中国园林其格局具有和太极图拓扑同构的特点,从而揭示了中国古典园林布局的内在规律。感谢欧洲人从欧拉开始研究的拓扑学。

 

案例 3 在雷峰塔复原中进行量化分析

在我们如今各个学科中,都强调量化分析。量化分析确实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作为工具理性的基础,缜密的量化分析始终是必要的。比如当年我们做杭州雷峰塔的复建时,最重要的是要把未倒塌时的雷峰塔高度和形制确立出来。在确立塔的高度时,我们首先量出残存的十匹砖加灰缝的长度,再算出一匹砖加一条灰缝的尺寸。接着通过日本学者关野贞1924年拍摄的雷峰塔照片,我们把照片放大,数出有多少匹砖,然后进行计算,最后算出了雷峰塔的高度。而塔的形制则可根据残迹中保留的砌脊、出檐、平座进行确立。量化分析是当代科学的基本特点,当然有人说只有运用了数学方法,才能与科学相联系。不管怎么说,量化分析是在研究中普遍存在的。

 

▲ 雷峰塔复原的量化分析(图源:讲座PPT)

 

 

3.4 东西方遗产保护的共性与个性

 

今年5月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主办的“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研讨会”上,杜晓帆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包括现有的建筑测绘、修复、规划等手段和方法,其实本身多取自西方世界。中国原有的营造体系,在过去没有图纸,有‘匠’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测绘和设计,我们的两只脚常常会踏在不一样的地方,一边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一边是西方理念技术方法和全球化的进程,所以当我们尝试把东方的理论框架和文化传统与西方技术方法相结合时如何实现?是否真的能达到我们想要的‘中体西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保护路径的期望?”

 

▲ 杜晓帆教授(全轶先 摄影)

 

 

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东西方遗产保护中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性,这是因为西方构建的国际遗产保护的准则在不断地吸纳非西方的实践经验总结,不断调整其普适性,也因为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引起的主体文化的变迁,即年轻一代学者对遗产保护的审美判断与老一辈学者截然不同。因为你的见识很多,国外保存的历史真迹对你们触动很大,所以你们会反对动不动就造假古董的方法。这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发展的主体已经发生变化,东西方正在逐渐靠拢。然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所引发的问题却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也更为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并在具体的案例中分析和斟酌。有了主体意识,方法就为我所用。再次引用王镇华先生写的几句话,“贞定其异,感应其同,真同感诚,实异悟通”,这是他对于东西方文化所持有的开放态度。

 

 

04

方法论二  道器相融

 

 

第二个方法论是道器相融。对我来说,在遗产保护中需要坚持道器相融,就中国文化而言,在远古时代道器是无法分开的,大禹如果不道器相融,治不了水。孔夫子治不了水,只有大禹能够治水。孔夫子那时候还有练习驾车、射箭的要求,自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后,作为主流文化的认识和社会文化心理已经是道器相分了,知识分子都不愿意“劳力”。

 

山东沂南汉画像砖上的伏羲与女娲,也是最早的建筑师,他们分别手持曲尺和圆规,代表了阳和阴,当然他们画的图不是建筑图,所画都是经天纬地之图。《周易·系辞上》及《考工记》记载,所谓“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可见在远古时代,道与器是相融的。

 

案例 4 日本唐招提寺修缮

 

▲ 招提寺金堂大修(图源:讲座PPT)

 

 

在当代遗产保护领域同样有道器相融的案例,日本奈良招提寺金堂大修即是其一。昭和时期,金堂的屋架改为西式屋架,基于当今遗产保护原则,历代历史信息都要保存,因此平成大修并未将昭和时期的西式屋架改为原来的东方形制。更重要的是在加固方面,日本的结构力学专家最初提出的金堂加固方案,基本是基于西方结构力学原理和现代材料选择的最优解,但并不为日本建筑保护学界和建筑史研究的专家所接受。于是他开始思考和改变,重新考虑木构的特征和价值,最终给出的方案是“不东不西”,很可能是“西体东用”,为什么西体东用?是因为“体”中的“道”与具体操作中的“器”相碰撞时,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撇开这些具体问题,那么这位教授很清楚结构力学和材料力学所给出的结论。

 

 

05

方法论三  逻辑与悖论

 

 

现代科学有两个基础,一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二是培根所强调的实验手段。实验手段和工具理性是构成现代科学的两核。西方科学的产生源于神学,逻辑是在神学的探讨中出现的。因此,工具理性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今天,当我们谈论科学时,哪怕是讨论问题的时候,逻辑思维是基础,但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光有逻辑是不够的。

 

案例 5 陕西榆林石峁遗址

 

比如说土遗址的保护。我在做深圳大鹏所城保护的时候,大鹏所城里有夯土墙,我们说这个夯土墙要保护。于是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所马上就取了夯土做实验,把它放在水里面浸泡,然后放在压力试验机上做抗压试验,结果显示夯土的抗压强度等于零。自从那个事情以后我经常不服气,有些生土建筑在日晒雨淋之后仍然屹立千年不倒,它的抗压强度真的就是零吗?

 

以陕西榆林石峁遗址和统万城为例,这些土遗址过去了成百上千年了,还是好好的。有人说北方干燥,干燥也不等于不下雨吧,这么几百年的雨都挺过去了。石峁遗址给我的启发是,通常认为木材经过百年必定会腐烂,然而石峁遗址中发现的3800年前的柏木依然保存完好。你说,你那个逻辑是不是有问题?可见,逻辑推理要有大前提,但往往大前提是会变化的。

 

▲ 陕西榆林石峁遗址中的木材遗存(图源:讲座PPT)

 

关于夯土遗址的悖论,我们在福建和广东明清时代的生土城堞和堡墙也可以看到。这些建筑上面有夯土,可能是三合土,露天的夯土面对年平均1400毫米的降水量,依然保存完好,并未坍塌损毁。因此,在遗产保护领域需要尊重逻辑,但不要排除悖论。

 

案例 6 汶川地震中残存的羌族民居和碉楼

 

▲ 羌族民居和碉楼(图源:讲座PPT)

 

石质建筑由于应力集中不抗震,建筑材料非平面接触,而是点接触,容易变形,这是普遍规律。然而,在汶川地震中,我们好些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都震垮了,但是藏族、羌族的碉楼抗震表现良好,虽然毁坏了一部分,但是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于是结构工程师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不仅仅从砌体本身研究,而是对选址、地基、砌体做法等方面一一进行研究。在四川丹巴藏族的碉楼中,木结构的拉接方式提高了建筑的整体性,石缝用灰浆致密填筑,缓解了应力集中的问题。另外,砌筑的同时配有木筋,提高了建筑的稳定性。

 

案例 7 日本木塔抗震研究

 

东京大学利用十余年时间研究日本木塔的抗震问题,将结构力学运用于大木结构、榫卯技术的研究中。若根据结构力学、材料力学的分析,这些木塔早就应该坍塌了,然而事实相悖,并没有坍塌。到底是我们的测算模型错了,还是我们对于塔的认识错了?

 

由此可知,模型假设的前提条件不严谨。前提条件是什么?前提条件是日本木塔所有构件之间的连接是铰接,它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转动的。于是日本学者通过修改模型,依据新模型做了1:5的木结构进行抗震实验,来对比结构力学的分析与实验结果的变形程度的差异。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正是现代遗产保护领域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排斥西方科学,而应将东方的智慧和前提条件引入其中。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对应县木塔提出的分析模型,跟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改变,距真实反映与应县木塔的受力状况越来越接近。当然,他的假设还有待深化。

 

案例 8 苏州瑞光塔里的传统建筑智慧

 

▲ 苏州瑞光塔(图源:讲座PPT)

 

在东方的智慧里面,有很多惊人的发现。我自己八十年代参与苏州瑞光塔的修缮时,通常认为高层建筑要让它稳,一定是重心下移,重心如果上移,稳定性会减弱。所以整个塔身下大上小。然而忽然间到了最高处,像瑞光塔的顶部加有相轮、塔刹,重达数吨。古人似乎太不懂科学了,在最上面放这么重的东西。如果不研究器的层面问题,若不思考所存在的悖论,只考虑逻辑,则会将其归结为古人的经验主义和不懂科学的表现,相轮、塔刹只是用来避雷或代表祥瑞用的。

 

然而经过结构工程师的分析,我自己也爬上去看, 相轮、塔刹虽有五六吨重,却是架在塔心柱周围八根群柱上。当塔震动时,塔刹和塔心柱、群柱一起晃动,当晃动到一定程度时,塔刹断裂,向轮脱离塔刹,达到卸荷的目的,反而提高了塔的抗震能力。台湾101大厦上面有一个黄色大球,在地震来临的时候,以相应的摆动产生反作用力,以抵消大楼的压力。你不能说在最高的地方加了一个多少吨的大锤子不科学。古人虽不懂结构力学,但是经验还是相当高明的。当然我们不排除科学,为此我请了土木工程学院的一位博士进行了计算,他算的结果告诉我,瑞光塔这个五六吨的塔刹、相轮还太轻,十吨抗震效果最好。

 

▲ 瑞光塔上部塔心柱和支撑塔刹的群柱(图源:讲座PPT)

 

在修复瑞光塔的过程中还遭遇到塔身倾斜和沉降的问题。上海、苏州等地下面都是软土层,其地耐力通常在8吨或者6吨以下。瑞光塔有几千吨,所以这个塔就往下沉,我们量出它的不均匀沉陷有三十多公分,所以它的地基是有问题的。我国古代的高层建筑除了高塔之外其他很少,所以一般认为我们的地基处理跟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地基处理相比是马虎的、落后的。我当时也是这个认识。

 

▲ 瑞光塔地基加固(图源:讲座PPT)

 

同济大学的地基基础教研室提出使用一种国际最新的加固装置树根桩。我立即就表示同意,我们运用新技术。但是苏州工程师提出,你们先回答这个问题,若地耐力为 6 到 8 吨,那么你用这个装置。但是这个塔是几千吨,它应该一直下沉,这几年观察它的下沉是稳定的,是什么原因?塔身上部沉,下部承载力小,它为什么不继续下沉?也就是说下面的承载力可能不止 6 到 8 吨。于是我们重新在塔基和塔心取土钻探,最终测定塔的地耐力为50吨。经过千年的受压,塔身向下压了三十几公分,塔下部的地耐力提高了,并且地下并非烂泥,而是人工地基,由土、石灰、砖头夯成,从这里我逐渐感受到中国古人经验科学包含着智慧,我们不能完全靠我们的大逻辑。最后瑞光塔没有采用树根桩技术,而是采用了和虎丘塔一样的技术来解决地耐力问题。所以道器千万不能相分,逻辑和悖论要想办法让它一致。

 

案例 9 斗栱

 

▲ 朱光亚先生在讲述斗栱中的“悖论”

 

悖论还有很多,最典型的是斗栱。建筑学里经常说,中国斗栱是个好东西。以应县木塔为例,建造时统一采用14-15厘米的板材,再划分为足材和单材,衍生出60余种斗栱,解决了向外出挑、向里出挑、平坐、出檐、屋顶各大问题,通过标准化、模数化以达到快速施工的目的。

 

然而,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则会产生悖论。逻辑上,一个木构如果悬挑出来的话,那么它的上部是受拉,下部是受压的。斗栱里面的华栱上部受拉,下部受压,从逻辑上说,华栱出挑的构件是非常重要的构件,可是当华栱和与另外方向的泥道栱、令栱相交时,应挖去一半体积以容纳其他栱,这就造成在弯矩最大的截面上,受力最重要的位置断面最小,特别是在转角铺作处,三个方向的斗栱相交,每一个华栱理论上要挖去三分之二的体积。

 

所以说悬挑构件它科学吗?它在受力最重要的位置挖去大部分体积,这看似不科学,但利用道器相融的方法论分析,进入到榫卯结构去分析,就会发现转角铺作处必有一道栱,经常为斜栱的方向,只挖去三分之一,而不是挖掉三分之二,而另外两个方向的栱由于不承重,可挖去六分之五。可见,在操作层面上,工匠在实际操作中会保证承重最大的构件断面最大。因此,所谓的“不科学”是从理论层面分析的“不科学”,在操作层面上则综合考虑了材料、审美、施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见,东方工匠的选择或许是最佳的选择。

 

案例10 各种屋面曲线的再诠释

 

▲ 对宋式举折的分析( 图源:讲座PPT)

 

当年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看了一位结构工程师写的关于中国木结构的科学性分析,当时很佩服他。他说《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宋式举折是一条最佳曲线,若将一钢球从这种屋面滚落,所用时间最短,进一步推论,该样式的屋面排水最便捷,我想我们老祖宗想得这么科学。后来慢慢接触的问题多了,清代变举折为举架是否就不科学?福建地区介于举折和举架之间的屋面是否也不科学?进一步说,就算是山西地区如华严寺等接近宋式做法的建筑,雨天时雨水也是垂直下落,并非理想的抛物线,像滚珠一样流出去。屋顶的曲线再理想,雨水也是垂直下去的。可见,理论分析是一回事,实际发生情况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说你这个理论不对,但是实际的影响因子要丰富得多。

 

案例11 传统建筑体系中的材料选择智慧

 

▲ 梁的截面比例选择(图源:讲座PPT)

 

《营造法式》中将木梁截面的高度和宽度比定为3:2,这是从圆截面中截取矩形断面的梁所能截取到的最大截面,因此是最合理、最科学的。然而到了清代,木梁的高宽比变为5:4,是否就是不科学?福建有的地方高宽比是3:1,甚至是4:1,为什么?原来,依然是逻辑的大前提有问题。这种科学的假设只考虑针对同一圆木截取的这个截面在各种断面中获得的截面最大,受力最大,能够承受的荷载最大,但是没有考虑跨度。假定一条直径五十公分的圆木,截取之后放在跨度五米的距离刚好,但是现在木材稀缺,只能找到直径四十公分的圆木。最合理的办法是把这个木头不锯直接放上去。清代就是接近不锯,但是依然追求矩形断面,所以是5:4的高宽比。换言之,当跨度相同、荷载相同而取得的原木大小不同时,梁的合理截面比例自然不同,而资源的枯竭推动了这一进程。当我们把这些不同因素放进去考虑以后,我们才能懂得什么叫科学。

 

案例12 板椽的合理性认识

 

一个矩形断面的木头,竖着摆时它高度大,宽度窄,抗弯能力最好。如果横着摆,高度小,宽度大,抗压能力差,就容易弯。成都杜甫草堂的椽子却横着摆,做得扁且薄,为什么?原来是因为要放望瓦,放望瓦必须要有一定的搭接长度。而且四川屋面通常为冷摊瓦做法,屋面薄,受力轻,对椽子的抗压要求相对小。如果你离开了构造要求,一刮风,椽子是好了,但是望瓦就往下掉,把底下的人砸中。那不是失败吗?

 

同时,它的椽子是通长的椽子,这种通长的椽子在结构力学中被称为连续梁,连续梁比一根一根的受力梁更合理,而且它本来是直的,现在把它订在檩上,产生曲折,这叫预加应力,提高了构造的强度。

 

案例13 大运河河北段

 

大运河河北段(图源:讲座PPT)

 

谁都知道逻辑上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然而在大运河的河北段,河道弯弯绕绕,看似很不科学。为什么?大运河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明代,就是要这么弯过来,如此设计有其合理性,就是所谓“三湾顶一闸”,通过增加弯道,不仅降低了河流的坡度,便于船只航行,同时就省掉了调节水量和水深的闸。为什么明代把宋代的复闸淘汰了?是因为管理闸门的人员拥有特权,容易产生腐败,于是利用弯道减少闸门数量,以此减少腐败现象产生。

 

 

06

方法论四 假说与推理

 

 

在建筑遗产保护工程当中,各级领导经常要求将建筑恢复到某一时代,尤其热衷于修复到乾隆盛世。但学术界目前已达成共识,反对复原工程,因为缺少证据。然而,因反对复原工程而不研究原状则又是一大损失。我们应多加研究建筑的原状,在此过程中可以发现重要的方法论,必须有假设、必须做推理,必须试错、必须画图。假说与推理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是这么定义“科学假说”的:“科学假说是人们将认识从已知推向未知,进而变未知为已知的必不可少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假说的形成、发展和假说之间的竞争、更迭的历史。科学假说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常常起着一种纲领性的作用。在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起源和演化的规律时,一旦有了假说,科学工作者就能根据其要求有计划地设计和进行一系列的观察、实验;而假说得到观察、实验的支持,就会发展成为建立有关科学理论的基础。也就是根据现在的科学基础对未来的世界或者其余的发展做出某一种科学的定义。”

 

案例14 瑞光塔扶梯原尺寸的推断

 

不要说西方不研究原状。西方研究原状的案例之一就是断臂的维纳斯,东西方学者都曾根据逻辑试图恢复其原状,做这个假设和原状推测大家都很喜欢,也没有破坏文物。

 

▲ 维纳斯复原推测(图源:讲座PPT)

 

在建筑遗产中,一方面我们反对破坏遗址以恢复原状,另一方面,我们鼓励在有根据的假设的基础上,研究建筑的原状。瑞光塔的修复即是以遗迹残状为依据分析推测单体建筑节点原状。在对瑞光塔楼梯进行原状研究时,我们根据什么?根据墙上残存的几个洞,这些洞的断面就是楼梯平台梁的断面,平台梁的位置和断面就有了。正好在这个墙上残留有一个楼梯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在,我量它的倾斜度,就是楼梯的斜度。而残存梁的豁口宽度就是楼梯边梁的宽度。宽度有了,倾斜度有了,倾斜度的垂直方向就是边梁的高度,边梁的平台梁位置都有,于是我推测出它的原状,继而进行了复原。不恢复这个楼梯大家没办法上。当然今天来看,我们有另外的选择,可以把这些遗迹都保留,并不做原状复原,而是修一个钢梯子。但是修一个钢梯很难符合现在的安全要求,最佳选择还是木楼梯。

 

▲ 瑞光塔扶梯复原(图源:讲座PPT)

 

 

案例15 南宋籍田原状推测

 

两千零几年的时候,我接手了杭州八卦田的环境整治任务。这片区域原来属于农民种植区。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发展,农民将农田四周挖成水塘,养殖鳖,成为杭州保健品的原料。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养鳖效益下降,农民改做建筑材料加工,这一区域变为建筑材料市场,农民不再耕种田地,而是将其改为八卦形,发展旅游业。21世纪初,杭州市政府将这块地方变为建成区,当地居民和建材市场搬迁,八卦田变为西湖风景区的景点,然后就要研究这块地区的原状。

 

▲ 八卦田(图源:讲座PPT)

 

在研究原状的过程中,我根据南宋《咸淳临安志》和《西湖游览图》记载,发现这个区域南宋时期称为“籍田”,到了明代才称作“八卦田”。根据80年代的卫星图显示,八卦田区域还是圆形的农田区,区域周围和内部都有田埂,中间是一方形土台。我根据《宋会要》上的描述推测出南宋皇帝亲耕路线图及南宋籍田的格局和范围,发现它有两个土丘,保留下的那处叫先农坛,另一处叫观耕处,两个都是高台子。最终经专家审议,田地仍维持八卦形,但所种植的作物依据《宋会要》的记载做了调整,当年在临安种什么,现在也种什么。可见,假设与推理是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方法论。

 

▲ 南宋籍田格局推测(图源:讲座PPT)

 

 

案例16 绍兴沈园修复中的争议

 

最后一个案例,是我主持的绍兴沈园修缮。当中的一大争议是陆游《钗头凤》的写作对象,究竟是写给陆游前妻唐琬还是另有其人?经研究,陆游前妻唐琬的名字在宋代任何文献中均未见,到了明代之后才有记载,可见这一名字可能是明代人编造的。曹汛先生认为,《钗头凤》写的是陆游与一位女人的悲欢离合,起因是陆游在成都与该女子相逢重遇,写作此诗时并不在绍兴沈园,而是在成都张氏私园。总而言之,《钗头凤》并非写给前妻唐琬。当然这个争议并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关于沈园的另一争议有关其位置。根据《嘉泰会稽志》“大中禹迹寺在府东南四里二百二十六步”的记载以及陆游“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的记述,曹汛先生认为南宋时的沈园,原在绍兴城外东南,距城还有四里多将近五里的路程,现在认定的沈园,在绍兴城内,两者不是一个地方。然而在当地人看来,从清代开始至今,这一区域便称作“沈园”,不管是真是假,现今都要修缮。绍兴本地当时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曹先生沈园距“府”的距离看作了与城的距离,因而将沈园看作位于城外。而绍兴府城分为山阴县和会稽县,山阴在西,会稽在东,因此不同的方志会出现不同方位里程。《嘉泰会稽志》所载的“府”是指府衙,若以此推测,沈园差不多位于绍兴府衙,即今府山东南四里多处。但是如果要严谨地验证的话,不能说差不多,而且古代的“里”和现在的“里”尺度不一样。一直到最近,我的一位学生利用Google Earth,依据府志中所记载的山的位置,结合中国古代尺度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沈园位置符合宋代的记载。

 

▲ 禹迹寺距府山的距离(图源:讲座PPT)

 

 

07

结论

 

 

最后我想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荣格采用集体无意识解释中国文化,他认为:纵然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但是我们这种立场的巨大变化正在光临。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未能做到的正在被现代物理学完成。因果关系的逻辑性被从基础上动摇了:如今我们知道,我们称之为自然律的就是统计学的真实性,因而允许例外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逻辑与悖论,要允许悖论。

 

▲ 荣格与集体无意识理论(图源:讲座PPT)

 

按照因果关系、工具理性的逻辑推论,有A就有B;按照统计学,有A可能有B,也会意味有的A出现了C,统计学是数学,也是科学。荣格在为《易经》英译本写的前言中指出:“我们尚未充分考虑好这一问题,因为需要符合苛刻限制条件的实验室,以证明那种自然律的恒定的有效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呈现到自然界里,我们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每种进程局部地或整体地都受到偶然性影响,因而在自然的环境中绝对符合专门的定律的事件的进程几乎都是例外。”荣格认为中国的《易经》反映了最现代的科学成就,就是统计学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做学问,我们都很清楚,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反对历史决定论,同时也应看到逻辑背后悖论的合理性。我们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样要重视上述四种方法论。当我们的探讨涉及到统计学、《易经》等内容,实际上我们已从方法论出发,走向了更为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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