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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故道遗珍:丝绸之路上的点滴时空

发布时间:2022-05-11 

讲座纪要∣故道遗珍:丝绸之路上的点滴时空

 

 

▲ 出席讲座会的师生专注听讲(全轶先 摄)

 

2021年4月19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邀请了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于复旦大学亚青中心带来一场主题为“故道遗珍:丝绸之路上的点滴时空”的讲座。

 

两位主讲人分别以“气候变化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收获”为题,分享他们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与成果。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一带一路考古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老师主持。

 

 

一、

贾建威:气候变化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

 

 

▲ 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全轶先 摄)

 

 

01

西北生态变迁及规律

 

▲ 干旱的西北地区(贾建威 供图)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大致遵循三个特征。史前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甘肃地区丰富的史前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历史上气候变迁呈现出寒冷与温暖期的交替周期性变化,但趋向于寒冷的趋势,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影响非常明显。在这种全局性的气候变化下,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水环境逐渐恶化。

 

通过孢粉、有机质和软体动物等指示物分析,甘肃中部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迅速干凉化。以此时间为界,之前夏季风强盛,气候湿润;而之后夏季风退缩,气候迅速变干。

 

▲ 丝绸之路上的西北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贾建威 供图)

 

 

02

气候变化对文化的影响

 

气候的干旱化及其引起的环境变化对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的面貌造成了明显的影响,原始农业衰落,畜牧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在黄河流域,经历了一个寒冷转向干旱的气候变化过程。这一旷日持久的气候变化,不可能不对同一时期内北方的、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某些考古学文化,或某些具体民族的迁徙、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彩陶纹饰的演变为例,证明文化面貌随气候变化发生改变。彩陶的纹饰不仅是原始崇拜、图腾崇拜的表现,更多的是自然崇拜的反映。如半坡时期鱼纹的大量出现,说明当时气候湿润多湖泊的环境特征下,鱼类大量存在,很可能在当时人群的食谱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鱼成为装饰艺术题材。

 

随后,至仰韶文化中晚期,写实的鱼纹逐渐演化成抽象构图,直至消失。此时,两栖动物类的纹饰出现,如鲵鱼纹及其变体,以单独纹样的形式装饰在瓶腹部。如位于甘肃渭河上游和西汉水、白龙江流域的石岭下类型,是仰韶文化与甘肃土著彩陶文化的过渡环节,常见此类器物。

 

▲ 鲵鱼纹及其变体(贾建威 供图)

 

到马家窑文化时期,旋纹成为代表性纹饰。旋纹一般是以四个旋心为中心,个别的有六个或更多,成熟期即半山时期的旋纹由多道黑色锯齿带和红带相间线条或宽带连接,组成二方连续的图案,更增加了旋动视觉效果。这些旋纹刻意模仿了河水波浪和旋涡的动态。这些旋纹也于细节处显示着写实的艺术风格,如河水上游和下游地区发现的陶器在波浪的大小、翻涌程度的表现上并不相同,且水波旋转的方向也更符合现实情况。

 

▲ 马家窑彩陶(贾建威 供图)

 

距今4000年以后,甘肃步入青铜时代。由于东方的农业文明向西延伸和西北方的游牧文明向南发展,农业和牧业形态的交错、往来与相互影响,反映在这一时期民族文化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甘肃境内先后出现了以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文化。这些文化既具有黄河文明的特色,也包含草原游牧文明的因素,甘肃成为东西方之间交流的十字路口。

 

▲ 见证游牧民族文明的彩陶(贾建威 供图)

 

分布于甘青地区、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彩陶较少,常见纹饰是红色绘三角形复线或网线纹。距今3600年左右的四坝文化,分布于河西走廊中、西段,是含有彩陶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彩陶纹饰的特点是带有犬、鹿等动物纹样,畜牧生活气息浓厚。而距今3600至2600年的辛店文化,分布在甘肃中部和青海东部一带,陶器制作技术较原始,故以夹砂彩陶为主,常见纹样有宽带纹构成的双钩曲纹以及动物纹等。

 

上述考古学文化彩陶的共同特征是多见动物纹,且陶器较粗糙,这说明甘青地区的青铜时代气候干燥缺水,人们以游牧为业。畜牧业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性经济,人们大量驯养各类动物,对动物形象的观察与描绘,在艺术创作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通过彩陶纹饰的演变,我们可看出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气候的明显变化,引起了史前文化面貌从农业社会向兼具畜牧业的转变。原始农业衰落,畜牧经济逐渐占据生业经济的主要地位。

 

03

甘肃出土早期文化交流实物资料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出土遗物都证明甘肃地区存在长期且持续的东西方交流活动。距今4000年左右,东方和西方最初有规模的交流始现。公元前13至10世纪,商、周势力相继西渐,与南下的草原民族发生冲突,产生了迅速、广泛地相互交流现象,甘肃据此成为西部各地区沟通的枢纽。春秋时期,秦穆公统一西戎十二国,发展与草原民族的贸易。战国时,秦筑长城至临洮,设北地、陇西二郡为丝绸之路的连通奠定了坚实基础。典型的器物如下:

 

 

1. 绿松石

甘肃一带并不出产绿松石,但是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址已出土了绿松石制品,到马家窑文化时期,交流的地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如东乡林、兰州花寨子、景泰张家台等地的半山类型墓葬都出土了绿松石制成的坠、珠和管。近年来国内发现的绿松石产地多在西部地区,因此甘肃出土的绿松石可能由外地传入。

 

▲ 绿松石制品(贾建威 供图)

 

 

2. 海贝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中习见海贝作随葬品。柳湾马厂墓地中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壶,在颈部绘有用贝壳串成的项链。而在四坝文化火烧沟墓地中出土了用海贝串成的项链。这表明河西地区与中原和东部海滨地区也有交流。

 

▲ 海贝随葬品(贾建威 供图)

 

 

3. 陶器

齐家文化的陶器也呈现出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相混合的面貌。如陶盉受到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早期陶鬲上有模仿皮囊缀缝的痕迹;红陶鸟形器与同时期西亚考古学文化的鸟形器十分相似。因此齐家文化在自身特点之外,既有来自东方也有来自西方的因素。

 

▲ 红陶鸟形器(贾建威 供图)

 

 

4. 权杖头

仰韶文化早期的花叶纹彩陶权杖头和火烧沟墓地出土四坝文化羊首铜杖头,则表明了草原文化对甘肃地区的影响。

 

▲ 上图为四坝文化石杖头,下图为仰韶文化文化彩陶杖头(贾建威 供图)

 

除此之外,青铜冶金技术、丝织品、金饰等多种器物在甘肃地区的出土,是研究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也是中国和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物。

 

▲ 白驼刘坪墓地出土金饰片(贾建威 供图)

 

04

结语

 

甘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条古道,联结了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古希腊、罗马文化,促进了东西文明的交流。

 

 

二、

陈国科: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收获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全轶先 摄)

 

01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发现

 

▲ 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考古发掘(图源:网络)

 

吐谷浑,初为人名,原为鲜卑族慕容氏一支。公元3世纪末,至阴山一带;永嘉之乱时(307-313),经河套、度阴山,最终抵达枹罕(今甘肃临夏) ;吐谷浑之子吐延继位后,其部落已经占据了北到西零(今青海西宁一带)、甘松(今临夏东南之甘松岭一带),西至白兰(今青海巴隆河流域布兰山一带),南抵昂城(今阿坝)、龙涸(今松潘)的广大区域。329年吐延被刺身亡,其子叶延速保白兰,以祖父吐谷浑为名,正式建立国家。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国号、姓氏和族名。唐龙朔三年,东部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率领部落千余帐逃往凉州(今甘肃武威) ;后赴鄯州(今乐都一带),徙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今宁夏同心一带),以其为刺史。

 

太初四年,汉朝初置武威郡。东晋十六国时期张轨、吕光、秃发乌孤、沮渠蒙逊,先后建立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李轨的大凉,都曾在武威建都。吐谷浑也曾在这里有过频繁的活动。

 

1915年,武威地区出土《大周故西平公主(弘化公主,诺曷钵妻)墓志》;20世纪初,发现《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铭》;1927年武威大地震,出土《大周故青海王(慕容忠,诺曷钵长子)墓志铭》和《大唐故辅国王(慕容宣彻,慕容忠子)慕容复墓志》;1944年夏鼐、阎文儒发现《大唐金城县主(慕容忠妻)墓志铭》和《大唐慕容府君(慕容曦光,慕容宣超长子)墓志铭》;新中国成立后,发现《大唐故政乐王(慕容宣昌,慕容忠子)墓志铭》;1958年出土《大唐故夫人李氏(慕容若妻)墓志》;1978年,原武威地区博物馆宁笃学、钟长先生清理出土《大唐故武氏(慕容曦光妻)墓志铭》;1980年武威文管会在青咀湾清理有7座残墓,出土各类文物100余件;2019年发现(大周故慕容府君(慕容智)墓志》。

 

从目前所见吐谷浑墓葬分布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来看,自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亡于吐蕃至安史之乱前,武威南青咀湾、喇嘛湾至天祝祁连镇一带,是吐谷浑王族的主要墓葬区。

 

02

唐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的发掘

 

 

1. 发掘经过

该墓葬在2019年9月27日被发现,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北山顶,地处祁连山北麓,东距武威市35公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后展开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前召开专家现场咨询会,确定发掘方案;发掘过程中边清理边保护,并做好信息全面采集,对棺木等情况复杂的随葬品整体提取至实验室发掘;2019年12月2日现场发掘结束,转入实验室发掘和文物保护。

 

 

2. 墓葬形制与随葬品

该墓葬为单室砖室墓,由墓室、甬道、封门及照墙、壁龛、墓道等组成。

 

▲ 砖室墓(图源:网络)

 

出土漆木器类文物62组(395件),工艺精湛,种类繁多。有彩绘天王俑、镇墓兽、 武士俑、男女侍俑及带帷帐的床榻、门、胡床、马鞍、朱雀、玄武、羽人、凤鸟、漆盘、碗等,部分髹漆。出土金属类文物43件(套),包括金器、银器、铜器、铁器。出土陶质彩绘文物共106件,包括彩绘罐、盆、人俑、骑马俑及狗、羊、鸡等家畜家禽俑。出土纺织品共129件,种类丰富,包括衣物、荒帷、香囊等,织物组织结构包括罗、绢、锦等多种。照墙上发现多幅壁画,墓道内还发现有殉牲等随葬品。

 

 

3. 棺木实验室考古发掘

棺木内部随葬有覆面、五谷、象牙笏板、嵌金腰带、丝织品、丝麻绳、鞋、豹皮弓韬、胡禄、漆盒等。对墓主人服饰从外到内逐层揭取,包含裹尸布在内共有14层。

 

▲ 棺木内部随葬品(图源:网络)

 

 

4. 出土文物保护

对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彩陶、纺织品、漆木器、壁画等进行了保护修复。对出土的木器漆类文物,已实施修复总计88件。出土金属类文物中,已开展了包括铁铠甲的胄甲部分的提取与模型复原工作,修复完成银器16件(套),金器8件(套)。出土陶质彩绘文物中,已完成75件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出土的纺织品中,已完成回潮、揭展和整理61件,完成清理14件。揭取壁画共26幅,目前已修复完成照墙《门楼图》和《月亮图》全部修复工作,以及《太阳图》和《银河星辰图》的背面修复工作。

 

▲ 出土文物(图源:上图取自网络,下二图由陈国科提供)

 

 

5. 墓志的识读与研究

墓志为青石质地,方形,由盖、志两部分组成。志盖盝顶,正面中间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墓志正面楷书志文,20行,共刻392字,其中“天、地、日、月、年、授”等字为武则天所造新字。左侧面纵刻两行文字,约36字,暂无法释读。

 

志文内容显示,墓主为“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为诺曷钵第三子,因病于“天授二年(691年)三月二日薨”,终年42岁,则其生年为永徽元年(650年)。墓志中记载慕容智为“阴山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阴山、鲜山、昂城三地,皆为吐谷浑先祖世居之地,志文表达出较为强烈的民族认同。

 

▲ “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图源:网络)

 

 

03

2020年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调查

 

调查区域主要在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北岸的山岗之上,调查面积约400平方千米。调查确定墓葬疑似点93处,发现吐谷浑王族墓葬19座,分布于青咀湾、西湾、马场滩、 长岭等四个区域。发现烽燧7座、史前遗址4处、城址3座、古代铜矿2处。

 

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的调查与发掘过程中,我们对其葬俗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墓葬中的斜坡墓道单室砖室墓,墓室中的星象图、门楼图,部分随葬品等,具有典型的唐早中期高等级墓葬的随葬特征。其墓葬也有独特之处:部分随葬品独特,墓道内整马、羊等殉牲,墓室内随葬弓、胡禄、铁甲胄、马具等成套作战装备,与中原唐墓随葬特征明显不同;选址独特,“牛岗僻壤、马鬣开坟、地据龙堆”;葬具独特,葬具由弧状棺顶盖、箱式棺、棺座组成,箱式棺平面呈梯形。

 

▲ 葬具由弧状棺顶盖、箱式棺、棺座组成(图源:网络)

 

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调查与发掘,对完善吐谷浑后期王族谱系起到了重要补充作用,在研究吐谷浑葬制葬俗及唐与吐谷浑民族关系史、丝绸之路交通史、物质文化史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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