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佛教艺术丰富多样，包括建筑、雕塑、绘画等，对亚洲有着广泛的影响。佛塔、佛像、佛教故事壁画这三者都是印度艺术的重要种类和代表。印度早期艺术中的犍陀罗佛像和笈多式佛像为各国佛教造像提供了范本。佛塔信仰在南亚、中亚、东亚都有广泛普及，但佛塔结构不同，形态各样。阿旃陀壁画被认为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代表，对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风格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9年5月30日至5月31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邀请到印度国家博物馆艺术史、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艺术史系主任阿努帕·潘达教授（博士）与中央美术学院王云副教授，分别就“印度早期艺术中佛陀造像的形成与发展（公元1-6世纪）”、“阿旃陀石窟佛教壁画艺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及“早期印度佛塔象征含义研究”三题进行分享。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主持，其中，潘达教授的两场讲座由王云副教授翻译。

 

     

主讲 王云副教授                                                            主持 杜晓帆教授

 

       关于印度佛塔象征含义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总的趋势是：伴随着图像学研究方法的兴起，学者们赋予了印度佛塔一系列象征含义。大型佛塔往往被解释成宇宙图式。佛塔主要是用来埋舍利或佛陀纪念物的，因此覆钵是塔的核心，主要的组成还有平头、伞盖，周围的围栏和塔门。塔身覆钵“安达”象征印度神话中孕育宇宙的金卵，平头和伞盖由围栏与圣树衍化而来。伞柱象征连接天地的宇宙之轴，多层的伞盖象征诸天，依据是《吠陀》、《佛经》、民间信仰（圣树崇拜）。但王镛已从佛教思想史角度指出了此类图像学研究的矛盾。

桑奇大塔立面图和平面图

 

       佛塔外在形制的发展与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有关，存在一个自律性的变化过程，并受到其所在空间的制约。王云副教授认为，早期印度佛塔本体是埋藏佛、僧舍利或纪念物的建筑，是佛、僧、圣者的个人纪念碑，也是佛法（涅槃）的象征，佛塔围栏浮雕则体现了佛教对信徒承诺、即灵魂的解脱和现实的福利。以往学者提出的一系列象征含义基本不具备普遍性。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通过系统梳理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了解印度早期佛塔形制的变化规律，并在印度哲学思想和美术形式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思考印度早期佛塔可能具有的象征含义。研究方法仍然是图像学的方法。西方学者容易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东方，而我们还是要回到东方。

 

       现在可以观察到的印度早期佛塔分为三类：一是建于户外的，像桑奇大塔这样的埋藏有舍利或佛法象征物的佛塔，二是石窟内岩凿的佛塔，第三是小型奉献塔及壁画中的佛塔图像。

 

       前人将塔身看作宇宙之轴，并认为平头的基本形式是围栏，围栏中带有伞盖的支柱象征圣树。日本学者进一步试图弥补西方学者论据不足的问题，例如将平头中的叠涩装饰看作忉利天上方的兜率天等诸天，平头顶部的城塞纹则具有天国都城意象。

 

       对于一座佛塔，什么是不可或缺的？什么是可以省略的？经过对早期佛塔外部形态，尤其是塔身、平头、伞盖，以及更加神秘的中心柱的观察与梳理，首先可以看到桑奇大塔覆钵顶部的平头是被圈在围栏内的，与围栏彼此独立，平头上也没有叠涩等华丽的装饰。其次，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二世纪，从贡图帕利石窟、朱纳尔石窟、巴贾石窟到阿旃陀石窟，再到巴萨德石窟、卡尔利石窟、纳西克石窟和卡拉达石窟，西、南印度佛教石窟支提窟内主佛塔的形制与装饰的变化与佛教石窟的整体变化同步由简到繁，相应地基坛、平头的装饰也变得复杂起来。工匠们根据石窟内部空间适当调整佛塔的整体比例，使之与石窟内部空间保持和谐的关系。

       贡图帕利石窟支提窟佛塔、佛塔覆钵顶部（上二）与朱纳尔石窟群杜尔贾莱纳石窟第三窟（下二）（注：朱纳尔石窟群杜尔贾莱纳石窟第三窟平面图采自塚本啓祥《インド仏教碑銘の研究》Ⅱ，页429，图19局部）

 

阿旃陀石窟第9窟及其立面、平面图（上二）石窟内佛塔及其局部（注：阿旃陀石窟第9窟立面图、平面图采自高田修《アジャンタ壁画Ⅰ》，NHK出版，2000年，页31）

 

朱纳尔石窟群兰亚德里石窟第6窟佛塔平头

 

       如果将叠涩解释为诸天，对于柱头和石窟外壁的叠涩就无法解释，并且，在平头中尚未出现叠涩的时候，叠涩已经出现在石窟外壁装饰中。石窟内壁凿佛塔平头上的叠涩从公元前2世纪就出现了，将平头看作诸天，有悖于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发展情况。

 

       而城塞纹在巴尔胡特及桑奇大塔浮雕中十分常见，往往被雕刻在佛塔围栏笠石、石柱、浮雕上方，就算偶尔出现在岩凿佛塔的顶层，应该也是暗示顶部，并无太多其他内涵。由于平头表面的装饰纹样可以省略，将平头解释为围栏的说法，乃至诸天与宫殿也就不成立了。

城塞纹（桑奇大塔北门南面浮雕）公元1世纪初期，印度中央邦桑奇出土

 

       而覆钵下段向下收敛的趋势，也是后期才出现，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认为佛塔的平头象征诸天、城塞纹具有“天国都城”，覆钵象征孕育宇宙的金卵等阐释，从印度早期佛塔的外在形制来看无法适用于不同阶段的佛塔，再结合石窟整体装饰来看，就更牵强了。

 

       伞盖的变化更加丰富。中、西、南印度的佛塔伞盖数量不一，从形式上看从层层叠加到一簇蘑菇，十分多样，也没有规律可言，与印度本土早期浮雕中的树形象不同，不能看作圣树。伞盖必须出现，因为它具有供养的宗教内涵；根据伞盖出现的位置，参考大乘经典的记载以及印度古代社会的其他资料，伞盖应是表现供养和人们的敬仰之情的；伞盖具体的数量和形态则是根据空间大小确定，并没有更具体为宗教内涵。

卡拉达石窟第48窟佛塔平头、伞盖

桑奇二号塔围栏隅柱浮雕佛塔，公元前2世纪，

印度中央邦桑奇出土（左）

巴尔胡特佛塔围栏隅柱浮雕佛塔，公元前2世纪，

印度中央邦巴尔胡特出土（右）

被蛇王守护的佛塔，公元2世纪印度安德拉邦阿马拉瓦蒂出土，马德拉斯邦博物馆藏（注：采自肥塚隆、宫治昭编《世界美術大全集インド（１）》，页129，图110）

 

       在中心柱方面，比起将中心柱看作宇宙之轴，将其作为建筑需要的观点一直没有得到重视。

 

       佛经中记载，早期的塔是埋葬佛、佛舍利或纪念物的建筑，是佛、僧、圣者的个人纪念碑和佛法的象征。伞盖是信徒对佛塔采取的拟人化供养方式，之一为了安装伞盖而钉到佛塔顶部的木柱，应该是平头最初的形态，而覆钵应当只是一个描述塔身形状的词，中心柱形状和象征含义的描述则未见。

 

       佛塔信仰和印度本土民间信仰如果不像东方学学者阐述的那样，那么它们之间具体的关联是什么？从塔本体以外的围栏和塔门雕刻的装饰来看，从罕见本生、佛传故事图像，到本生故事所占比重大、佛传故事小，再到本生故事减少、佛传故事增多，围栏雕刻强调佛陀神性的趋势也在加强。

 

       除了佛教内涵清晰的图像之外，在桑奇二号塔围栏、巴尔胡特佛塔围栏和桑奇大塔塔门浮雕中，可以看到先佛教时代的土著神灵和来自西方的异兽灵禽。围栏石柱、塔门上的药叉、药叉女、蛇神和吉祥女神拉克希米可以追溯到先吠陀时代的印度河文明时期，至今根深蒂固存在于民间信仰中。药叉寓居山林，守护地下的宝藏，被佛教吸收成为护法。本身赐福的特性仍然有所体现，药叉女被视为树神，她们才应该是佛教吸收圣树崇拜的表现。印度人虽然面对大树朝拜，但崇拜的是其中的神灵，而不是树本身。而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同时吸收了拉克希米女神信仰，满足人们对财富、爱和幸运的憧憬。

药叉（门神），桑奇大塔北门东、西侧，

公元1世纪初期，印度中央邦桑奇出土

药叉女（桑奇大塔），公元1世纪初期，

印度中央邦桑奇出土

拉克希米女神（桑奇二号塔围栏雕刻），

公元前2世纪，印度中央邦桑奇出土

如意蔓，公元前1世纪初，印度中央邦巴尔胡特出土 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藏

 

       今天，佛教作为一种信仰在印度已经成为旁支末流，但圣树、拉克希米女神、蛇神崇拜等民间信仰依旧兴盛。

 

       王云老师已经八次前往印度，历经十年左右的研究，才终成此稿。我简要说明一下此项研究所运用的新材料和新方法。在材料方面，她拓展了中文研究对于印度佛塔的认识，尤其是丰富了对三种佛塔材料中多样的伞盖、平头等佛塔局部结构的认识；在论证层面，她集中围绕对佛塔各部分基本结构及功能认识的百年学术史展开。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采用大乘佛教经典对照印度佛塔图像的“图像学”。但大乘佛教经典形成于贵霜时期的西北印度，晚于早期印度佛塔（例如公元前2世纪左右巴尔胡特大塔），大乘经典的文献材料晚于佛早期印度佛塔的图像、实物材料，所以在佛塔问题上，经典的图像学的方法存在具有一定局限性。王云老师从美术史风格分析的方法、使用早期部派佛教经典以及综合佛塔使用功能语境的方法，由表及里地解决了印度早期佛塔的结构及功能等关键性问题。对于理解南亚、东亚、东南亚等不同地区的佛塔风格的转变也有重要启发。

 

       此次讲座基于王云《关于印度早期佛塔象征含义的思考》一文，详情请查阅《开放的美术史：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学科建立六十周年教师论文集》第671-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