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8日星期三下午13：30，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联合主办的复旦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讲座第15讲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博物馆颖琴厅举行。挪威文化遗产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多勒格林·斯内夫·古多姆森教授（Prof. Torgrim Sneve Guttormsen）做了题为《“深度城市”——城市规划中的考古学概念性工具》的演讲。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讲师赵晓梅博士主持讲座，并作中文综述总结。

图1 古多姆森教授

一、背景&目的

       古多姆森教授一开始即引用Christopher Smith的话提出本次讲座的核心观点：
       “考古学不只是对过去的发现和整理，更要关注现有的遗存。如此，更应该重视考古学在哲学思想上的作用而不是只将考古学视作不断进行发掘的考古信息的生产者。” (史密斯 2016年，第279页)
Archaeology is not about the discovery or indeed the stewardship of the past, but about working on what remains. This puts much more emphasis on archaeology as an intellectual and philosoph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rather than a producer of new knowledge through continuous excavations. (Smith 2016, p. 279).

图2 考古学概念性工具

       在城市环境中的考古学不单是田野发掘的实践、也不只是深埋在泥土中的物件和城市的历史，更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和表达方式，能够启发我们创造新的概念来探讨如何利用过去来发展现今的城市环境。然而已有研究更多采用历史学方法来描述、阐释与评价城市遗产，较少关注城市规划中如何系统地利用考古学知识与智慧，从评价到利用是一个创造性的飞跃过程。
       建筑师、规划师和遗产管理者在决定城市规划项目中该做些什么的时候，需要讨论的是在创意过程中有哪些选择。本次讲座将通过探索考古学思维的概念框架，提出一系列概念性工具，来解答如何在城市规划中应用历史。

二、“深度城市”理念

       古多姆森教授把考古学理念视为一种无论是在学科关系上还是在学科边界上都开放包容的哲学理念。遗产的研究本就立足于跨学科、包容的态度之上，其中的重点就是在当今的社会中去应用过去。
       古多姆森教授将城市考古发掘的地层与碎片化的历史中显而易见的暂时性与长时段概念，以不同的方式定义为遗产价值。“深度城市”的概念是思考考古学的一种隐喻性概念，也是城市规划、开发项目的宝贵资源，并兼顾了城市变革的需要、城市新文化印记的需要与城市的深度历史延续。
       在对城市遗产研究中，挪威建筑师Karl Otto Ellefsen（2008）区分了物质性保护与叙述性保护，这也反映了西方城市遗产保护的巨大差别。古多姆森教授受到Ellefsen（2008）研究的启发，尝试以叙述性保护为研究基础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解读城市遗产。

图3 城市遗产价值理念对比表

       以上，古多姆森教授阐述了对城市遗产的考古学理论价值理念的思考。引导他将“异托邦（heterotopia）”作为审视城市遗产的考古学隐喻性概念的理论框架。基于这样的思考，在不断讨论城市遗产“异托邦（heterotopia）”的过程中，他归纳出四个类型：即消解（dissolution）、拼贴（collage）、重写（palimpsest）和地层（stratigraphy）。

三、城市遗产
“异托邦”（heterotopia）
       城市研究中，“异托邦”的概念多用来形容博物馆、展览地、主题公园、商城、度假村、酒店以及节日会场。“异托邦”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的文章《关于异托邦》（Of Other Spaces）。按福柯的说法，剧院、电影院、公园、墓地、图书馆和博物馆，与其他类似的场所相比是异类的，因为它们“能够并置在单个、多个互不相容的场所内部”。“异托邦”有特殊的场所功能，“在一个文化中可以找到的所有其他的真实地点都能在这些场所同时表现出来、相互竞争甚至发生倒置。福柯定义了“异托邦”的六个原则：背离性、时间性、多义性、异时性、阈限性与虚幻代偿性。
       古多姆森教授采用“异托邦”（heterotopia）作为框架来思索，考古学如何在现在被拿来区分城市遗产“异托邦”的各种类型。

消解的场所（Places of dissolution）

图4 消解的场所

       “消解”的概念已深深植根于西方思想中，且这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已经深入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表达中。

拼贴的场所（Places of collage）

图5 拼贴的场所

       “拼贴”是指不一定相互关联的不同元素在同一场所的集合。这个概念在建筑历史学家柯林·罗（Colin Rowe）和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合著的《拼贴城市》（1978）出版之后就被广泛地讨论。其书名便指异质城市规划，即通过许多元素的叠加而活跃起来的城市。作者对现代主义的一致性提出质疑，以非线性历史观念、非整体化的实体角度来看拼贴城市。这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从各类异质成分中构建出来的新兴设计理念的一种手段。

重写的场所（Places of palimpsest）

图6 重写的场所

       “重写”与过去的事物和场所的再利用以及各种痕迹的留存度有关。“palimpsest”源于拉丁语词“palimpsestus”，而在古希腊的语词“palímpsēstos（παλίμψηστος）”即中文“又”的意思，为此“palimpsest”的意思就是“擦干净再用”。在对历史手稿（通常写在纸莎草纸或羊皮纸上）的研究中就有内容被刮掉或洗掉以便页面可以被再次利用的现象。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作品与新作品混杂的痕迹。而“重写”一词所指就是遗留下来的文本的痕迹。

地层的场所（Places of stratigraphy）

图7 地层的场所

       虽然地层学最初是由地质学发展而来的，但在十七世纪地层的概念就与考古中的历史文化层紧密相联（托马斯2004，第161页）。“地层”和“重写”比较相似，鉴于两者都是在历史上、文学上、认知和象征性上分层化的概念。“重写”是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概念，因为“重写”只保留最新的痕迹而去除其他时期的痕迹。“长期累积的‘重写’就与‘地层学’很接近，其中不同的界面和痕迹可以依据有联系或同时期的不同事件来进行解释。” (卢卡斯2012年，第90页，在Mlekuž 2013年,第124页)。

图8 “异托邦”分类比较中文译表

图9 “异托邦”分类比较英文原表

       在城市历史遗产不断纳入今天的城市规划的过程中，这四个类型便会成为新的起点。此外，还为如何阐释即将消失或遗忘的事物提供了参考。激发对时间的不同思考角度：关注易于消亡的东西、关注死亡以及我们到底想要留给子孙后代些什么。

四、结论
       本次讲座提出了以考古学概念化的四个“异托邦”类型，它们分别对应于消解（dissolution）、拼贴（collage）、重写（palimpsest）和地层（stratigraphy），它们也被定义为遗产地。这四个类型只是讨论的起点，我们需要更多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叙述城市。

图10 结论与展望

       本次讲座提出基于考古学理论的概念性工具，来解答如何在城市遗产研究中应用到历史。可以借此论证在特定项目中为什么一个方案比另一个更适合，或者至少为决策给出合理的论证。

       这也让我们反思，考古学家和遗产管理者是否过于专注于挖掘和记录过去，而没有花费精力来思考考古学思维方式能为城市发展项目做怎样的贡献。这也许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而去探讨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透明决策的遗产管理实际操作规范。
城市遗产的实际工作非常繁杂，有很多现实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必须协商和妥协，有时结果与原来的想法有些不同。当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时，会发生什么？ 值得深思。
        之后，赵晓梅博士为讲座作了中文综述总结，现场师生提问踊跃。

Q&A
Q1：
“宅寂”和禅学与城市规划之间有何关系？
西方关注完美的事物不完美的方面，重视破碎。甚至认为在破碎后不完美的状态更具有美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对亚洲哲学或是艺术的热衷。

Q2：
对于亚洲的“平民窟”是否要保护？可否从西方视角来看？
在挪威的城市，也有工薪阶层乃至底层人民的生活区域，又或者说“嬉皮“的场所。如何在关注旧的事物同时发展是一个关键问题。对此，笼统来说就是重视应该重视的，发展需要发展的。

Q3：
如何将理论应用到城市遗产的实践中去呢？
这也是我的问题。要解决这个就要去到城市现场，参与改造城市的过程。在对实际管理过程中不断的实践。
最后，再次感谢多勒格林·斯内夫·古多姆森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

图11 讲座合影留念

文字整理/傅嘉伟、赵晓梅
会场摄影/汪哲涵
注：图2、图4、图5、图6、图7、图9、图10来自讲座PPT，图3、图8整理自讲稿，图1、图11来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