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日晚，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中心副总工、遗产展示与利用研究所所长张谨应邀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师生做了一场题为《文化遗产展示利用的创新思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主持。

图1 张谨老师

      我们主要是做遗产保护的规划、设计和咨询工作，特别是对于一些占地面积比较大的遗产地，最近几年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主要是从这块来讲。

      首先，我们根据现在文化遗产领域面临的问题做了一个新的遗产分类：一类是小型遗产地（包括单体历史建筑、建筑群和小型遗址等），规模较小，面临的发展压力也相对较小。另一类是大型遗产地，其中一类是可以原状或基本原状保护的遗产地，规模较大，但发展压力较小，比如元上都、泰山等；还有一类是难以原状保护的遗产地，规模大且多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或边缘区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势必会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发展压力很大。这类遗产地在考古遗址和历史街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我们今天讨论的遗产展示利用的问题也主要是针对这类。

1. 有一种模式叫拆迁

      拆迁是一种非常不假思索的模式。如果规划是一个镇长就能搞定的拆迁计划，那还需要规划师吗？规划的重点应在于综合解决问题，规划师的智慧就体现在不断地统筹、协调和博弈，最后得出一个综合解决策略。

      我们在每个项目启动前都会有一个利益相关者座谈会，就是希望能和各方达成基本的共识。一是考古工作要进行，保护规划怎么画圈，要有科学依据；另外就是画完圈后，采取的策略要有解释空间，不能“一刀切”。保护规划制定后，将来我们也不会冻结它的发展，而是希望能有一个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是我们和当地政府要讲清楚的事情。所以规划的过程，其实是大家取得认同、取得理解，站在一个平台上向一个目标努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最后的文本其实并不重要。

2. 融合发展是不是一种选择

      如今，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遗产的核心目标之一，Heritages for Europe的《2022年战略行动计划》里就明确提出了文化遗产为社区、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我们也应该把视野眼光放得更广阔一点，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讨论更多的话题，而不是仍然停留在真实性、完整性等问题上。

      我们今年做了殷墟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殷墟作为这样一个价值极其重大、发展又极其落后、矛盾集中爆发的世界遗产地，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样本去谋划它的发展道路。所以对于殷墟，目前提出了三个分别针对村庄、城市和遗产的策略，比如针对村庄：

      展示方面，我们希望把殷商时期社会面貌方方面面的展示内容都分散打散放到村庄里，而不仅仅是甲骨或青铜器。通过在村庄设置乡村客厅、展示馆、文化体验园、生态农业园和民宿等，带动村庄联动发展，这样可以使遗产的辐射力深入到村庄，使村庄从中受益。

图2 殷墟村庄项目设置一览表

       土地利用方面，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田园综合体”政策，结合殷墟独特的现状基础，在公园范围内选取了两个村庄（武官➕三家庄），以及一处原有生态农业基地（浩宇农庄），发展田园综合体，以赋予农民及其从事的产业自主“造血”功能的一条新路子。

图3 殷墟“田园综合体”

      搬迁腾退方面，北京最近旧城腾退中的自主腾退方法比较好，相对可以疏解一部分人口，但也还可以留下一定比例的原始居民，而不是变成一个死城。旧城腾退还提出了社区营造的概念，政府免费提供房子给用于文化或工艺目标的单位或个人使用，民政部门还给予一定补贴，白塔寺社区客厅就是一个范例。自主腾退、社区营造的概念其实跟十几年前的有机更新是一个不谋而合的路径。但是有机更新当时并没有提出人、业态和文化怎么办，只是提出了硬件（房子）该怎么办，现在就是考虑到了人、业态和文化怎么办的问题。

       

 图4 白塔寺社区

       对于殷墟，我们根据村庄的资源联动性（和核心遗产资源的价值关联、和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关联），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占压遗址核心区的村庄，采取分期和部分搬迁；对于历史价值和区位价值高的村庄，采取腾退➕政府统一租赁➕适度补贴的方式，腾出不少于20%的现状建筑；对于各方面条件相对一般的村庄，采取同样方式腾出不少于10%的现状建筑。

图5 殷墟村庄腾退方案

3. 最后的一环

       这“最后的一环”其实就是指运营，所有的规划设想最终能否实现都有赖于是否能有一个强大的运营团队。在这方面杭州运河集团做出了一些不错的尝试，经验就是“法律➕规划➕实体”——法律先行，加上可操作性很强的规划，最后有一个实体去具体操作。政府给予杭州运河集团很大的支持，让他能够从土地开发里获益，去弥补和维持运河周边街区业态的高格调，从而实现一个实体框架下左右口袋的平衡。通过土地开发赚取的钱投入到城市更新里可能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的付出却为整个城市的格调或者品位的提升带来了很高的效益。

 

1.  遗址公园or文化公园？

       遗址公园按理说应该是客观展示，但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遗址可供展示的遗存非常有限的情况，这些有限的遗存如果进行纯客观展示的话，效果可想而知。但如果把这些遗存非常有限的考古遗址做成文化公园，分成不同的主题对遗址的背景进行阐释的话，可能会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比如商丘的大运河遗址公园，考古发现的全都是河道和驳岸，客观展示可能永远无法吸引观众，但我们可以借助文献，告诉观众在运河流淌的时代商丘的社会状况。商丘曾经是宋代的南京，有非常丰富的文献记载。比如南关码头沿着运河就有非常繁荣的河市和河市乐，每到夜晚人声鼎沸，商丘还有非常丰富的物产和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比如睢阳五老、应天书院等。但是我们不能建成清明上河园，因为现在是全民旅游时代，这种门票景区已经逐渐衰落，大家更想要的是体验。

       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个大约2000多平方米的公园，在这里边分有不同的主题：比如展示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建筑工程做法，同时提供测量、木作、夯筑、制砖等不同形式的体验活动的“匠心营造”主题；提供近距离观察、喂养、照顾动物等体验活动的“南关牧场”和兼有休闲观光、亲子采摘等功能的“南关果园”主题；根据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宋代体育活动，日常提供蹴鞠、投壶等活动体验，不定期举行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南关竞技”主题等。

图6 大运河商丘南关码头遗址规划

2. 合理利用or活化利用？

       活化利用这个词现在有很多争议。比如曾经我在朋友圈转一篇有人在广州大阪仓文创园开轰趴馆的文章，广东某市局长立马回复说这绝对不行，文物讲的是合理利用，而不是活化利用。所以合理运用和活化利用在很多人心中，尤其是遗产圈人的心中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我们遗产圈的人如果否认活化利用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企业资产和什么样的企业？

       最近《文物保护法》的第二十四条也引起了很大争议，（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因为大家对“资产”的理解是不同的。官方层面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是在民间执行层面这绝对是个问题，因为你注册公司，用它的场地，其实就意味把它变成了资产。

       台湾在这方面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国立宜兰传统艺术中心文化基金会，一年有一百多万的游客量，收入跟市政府分成。这种基金会在台湾叫B型企业，也就是国际概念上的社会企业。中国是没有这类企业的，我们现在仍然是用事业单位、国有体制的这一套去运营很需要活力的文化项目，这显然行不通，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机制体制上的变革。 

 

       我们之前对资本很武断抵触，现在接触了后发现，即便资本不讲情怀，但它其实也有自己的红线和规则，我们利用好这个规则，未尝不能为我们的遗产保护助力。

1. 小型资本如何鼓励引导？

       现在的民宿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美学普及运动，因为它的确提升了大众对文物的喜爱和珍视态度，同时惠及了更广阔的空间与代际传承。

比如说北京的东景缘酒店，前身是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智珠寺，现在已经成为集酒店、法餐、艺术展览于一身的多功能艺术区。还有苏州同里花间堂-丽则女学，利用旁边一个80年代的电子厂改造成主体的客房部分，丽则女学则作为民宿的公共活动空间，设有图书馆和教室，定期举办各种沙龙，房子周边的绿地花园还可用作举行草坪婚礼的场地。大家现在对这些改造利用评价都比较高，社会也很认同。 

    

图7 北京东景缘酒店

    

图8 苏州同里花间堂酒店

       类似的“遗产酒店”在欧洲和印度有很多，但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官方认可。我们有很多遗产都是国家投了资金修缮好后就被闲置，过几年再修缮再被闲置，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其实如果能把它用起来可能会更好。但是现在这个门槛对民间资本来讲非常高，因为政府没有公布遗产的产权状况，民间资本不知该如何介入。但其实很多城市的建筑都是公房，产权是清楚的，如果公开这些信息的话，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其实很好进入。

 2. 大型资本如何管控与借力？

       大型资本有时真的是洪水猛兽。比如说SOM给广东佛山祖庙东华里做的规划，外围都是超高层建筑，中间只留下了一小块历史街区，变成了一个盆景似的展示，佛山也因此而失去了一个宝贵的位于市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源。

图9 佛山祖庙东华里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图

       最近我们与华侨城一起参与了深圳大鹏所城的保护规划项目，在合作中发现华侨城作为央企，起码的社会责任感还是有的。比如十年前的保护规划就提出要把大鹏所城南侧的违章建筑（深圳著名的城中村）给拆掉，但是一直没有解决，而他们现在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他们提出会努力改善外部环境。

       事实上，大鹏所城周边的城中村有其特殊性，城中的居民大多是当时所城驻守军人的后代，现在周边城中村的房子基本都是他们盖的，所以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原住民的房子。如果我们把它都拆了的话，这个血脉关联就不复存在了，所以需要考虑腾退量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进行城市更新的问题，这个量和比例是我们要和华侨城重点商榷的。

图10 大鹏所城规划

       今天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以及很多我们自己的思考，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比如我们今后可以在殷墟或者其他地方举行一些沙龙或研讨会，共同去关注和陪伴遗产地的成长。或者一起思考在遗产地的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想这个是做遗产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新兴的或者说需要创意的行业，这个行业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会有层出不穷的有趣挑战出现，这些挑战会让你更具社会责任感，或者说让你进一步发现这个工作的价值和乐趣所在。所以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邀请大家能够共同去做这些事情，为我们共同的事业添砖加瓦。谢谢。

图11 讲座现场

       张谨老师作为一个学者，现在更是承担起一个企业的责任，用她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考让我们深受启发。

       其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后面讲的遗产人的社会责任感。在座的很多同学是学博物馆学的，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是在博物馆，博物馆的很多人其实并不关心有多少观众参观，也不关心国家投入了多少钱来维持博物馆的运营，因为反正每个月都会按时发工资，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至于我们究竟为社会付出了多少，我们从来不会去考虑。还有关于创意的趣味。很多时候我们学这个专业的人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没意思，好多东西无法创新，但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创新的。

       张老师的经历非常丰富，而我虽然以前接触的也很多，但多是表面，这两年实地跑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很多讨论之后，有一点让我感慨很深，即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一个区域的深入理解才是最后做好展示的最关键因素，展示不是学会所谓的方法就可以做成的。

图12 杜老师点评

张谨今天讲的核心是面对新型遗产类型保护利用的需求，尤其活性遗产的需求，非传统的保护理念和实践，这些理念和实践，反映出了当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面临的一些焦点问题，而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焦点问题，专家、研究机构、文物主管部门等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和争议，远远不能满足社会、民众的需求。

我们做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的人，应该走在文化建设的前列，积极作为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但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张谨今天的讲座，既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探讨，也有深刻的思考和很有意义的理念。如果张谨的讲座，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一点思考，能够促进大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新的理解，激发大家为这个行业做出一点点贡献，今天讲座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图13 王老师点评

 

       考古遗址的价值除了专家说的之外，还应该有它功能性的、能够带给社会的价值。在考古遗址的保护规划过程中，专家、政府和公众怎么沟通协调？在未来怎么形成一个长期的合作机制？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后者可能更重要。考古遗址如果能和农业、体育产业、乡村旅游等结合，配合国家现行的土地、农业及农村政策，其实是有发展的，因为有很大的社会需求。我们现在之所以去关注活化利用领域，是因为我们没有回应有关的社会需求和政治需求。

 

       您提到在殷墟的展示中有一个方案是把文物分散到村庄里进行展示，如果文物分散的话，安保等问题该如何保证？这个方案切实可行吗？

不是文物分散，而是展示内容分散。其实遗址的现场就相当于一个露天博物馆，我们希望把它的展示内容放到大地上去，而不是放到一个建筑里。现在遗址公园很需要展示策划方面的人才，除了考古学和历史学背景，还需要博物馆学的人才，因为我们需要从观众的角度去考虑，用他们感兴趣的方式去阐释。

       最后，再次感谢张谨老师带来的精彩讲座。

图14 讲座合影留念

 

文字整理/张安

会场摄影/汪哲涵

注：图2、图3、图4、图5、图6、图7、图8、图9、图10来自讲座PPT，图1、图11、图12、图13、图14来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