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佛教艺术丰富多样，包括建筑、雕塑、绘画等，对亚洲有着广泛的影响。佛塔、佛像、佛教故事壁画这三者都是印度艺术的重要种类和代表。印度早期艺术中的犍陀罗佛像和笈多式佛像为各国佛教造像提供了范本。佛塔信仰在南亚、中亚、东亚都有广泛普及，但佛塔结构不同，形态各样。阿旃陀壁画被认为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代表，对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风格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9年5月30日至5月31日，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邀请到印度国家博物馆艺术史、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学研究所所长、艺术史系主任阿努帕·潘达教授（博士）与中央美术学院王云副教授，分别就“印度早期艺术中佛陀造像的形成与发展（公元1-6世纪）”、“阿旃陀石窟佛教壁画艺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及“早期印度佛塔象征含义研究”三题进行分享。讲座由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主持，其中，潘达教授的两场讲座由王云副教授翻译。

 

 

 

主讲 阿努帕·潘达教授

翻译 王云副教授

主持 杜晓帆教授

       讲座伊始，潘达教授首先唱诵了一段佛教中的“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佛)，“三皈依”可提起正念，祈祷一切平安吉祥。  

       接下来她讲到，尽管佛陀反对造像，但由于佛教义理的变化和信徒崇拜的需要，印度早期的佛教艺术经历了象征性表示到偶像表示的阶段。在不同地区出土的造像艺术作品中，犍陀罗佛像体现出深刻的希腊影响，未形成成熟的图像形式。成熟期的艺术则体现出一定的马图拉影响，并在说法印、菩提树等图像表现上体现出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马图拉造像早期同样比较朴素，成熟期的马图拉造像头光华丽，衣纹轻薄，面平而唇厚。萨尔纳特式佛像与马图拉式最大的区别在于有无衣纹。

 

       “佛教艺术”一词是一个悖论，因为佛陀本身是反对艺术表现的。根据经典记载，佛陀不仅反对偶像，也反对装饰壁画，即“见法者见我，见我者见法。”一开始的佛教是漠视艺术的。

       因此，最初正统佛教是不用艺术表现手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先后经历了象征性表示的阶段，以及偶像表示的阶段。早期主要是以非偶像的象征物来表现，如佛塔、法轮、佛足、圣树或菩提树、伞盖。

       著名的桑奇大塔东门上的“逾城出家”以象征性的手法表达悉达多太子出家的场面 。一匹空马五次出现在画面中，其中的四匹有伞盖，最后的马上则没有，表达一系列连续的情节。在云冈石窟第6窟也有极为类似的画面。伞盖是一种象征性手法，表示悉达多太子坐在马上。中间的菩提树则是暗示佛陀的觉悟，右端的佛足表示太子的旅程结束。尽管佛陀的形象一次也没有出现，但是这个画面却完整地表现了他出家的过程。

桑奇大塔东门第二横梁 夜半逾城

 

       桑奇大塔侧边用圣（金）柱来表现佛陀的身躯。金柱的顶部是法轮，象征佛陀的头部，佛陀的身体则用带花的圣柱表示，底端的足迹也是佛陀的象征。从这幅浮雕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以偶像形式表示佛陀的先驱性作品，在佛陀不断被神话的过程中，象征的手法也在变化。

偶像是怎么出现的？首先是宗教原因。三身教义的出现和演变给弱化了宗教哲学的悖论：法身是终极的、无限的观念，不可见；报身是光辉的，但时隐时现，只有菩萨可以看到；应身也叫化身，可以被看到，也可以在艺术中进行表现，这对艺术是有用的。同时，国王和在家的信徒有崇拜偶像的愿望。

       但是，我们谁都没有见过佛，如何去建造佛？早期的经典给了我们一些线索：佛是金色的、光辉的、伟岸的。在云冈石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造像，其实都是来自早期经典中的观念。出身高贵的人，有三十二个重要的、八十个次要的特征（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比如佛陀觉悟后，头顶隆起了肉髻，眉间出现了白毫，他的手指间有蹼。

 

       早期印度艺术中佛陀形象的发展与变化主要通过犍陀罗、马图拉和萨尔纳特等地发现的雕塑及故事浮雕体现。犍陀罗靠近现在的阿富汗，马图拉靠近现在的德里，时间段则是在1-6世纪之间的贵霜王朝时期和笈多王朝时期。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都诞生在贵霜王朝。贵霜人属于中亚的月氏人一族，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后逐渐印度化。在他们的赞助下，两个流派的艺术都繁荣起来。

       犍陀罗艺术也经历了从象征物到偶像表现佛陀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地根深蒂固的希腊影响，分为早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特征体现在不同方面。除了佛像，从菩萨健壮的体形、发型、胡须和服装，也都可以看出希腊的影响。

       早期犍陀罗佛像头光紧贴头后，小而朴素，几乎没有装饰（或只有一圈），肉髻宽大而沉重，几乎覆盖整个头部，并可以看到白毫。佛双目圆睁，眼睛凸出并强调正面性，脸型椭圆，有八字须（有时出现的胡髭是希腊影响的体现）。佛像会特别强调肌肉，尤其是胸部肌肉，服饰则是布满褶皱、覆盖双肩的厚重长袍。

       以早期的坐佛为例，此例表现的是降魔的场景，佛施触地召唤大地女神来见证他除魔觉悟的瞬间。除了上述特征，佛陀坐在草垫上，通常佛陀头顶应该是一棵菩提树，此处不正确的图像出现说明工匠并不知道菩提树的形象。

坐佛，犍陀罗

       成熟期的同一题材与早期相比，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图像模式。降魔的场景被表现得更加详细，画面左下角是因为失败而沮丧的摩罗。菩提树也以正确的形式表现。

坐佛，犍陀罗

       与菩提树的表示类似，早期的说法印表现形式说明人们并不理解用手转法轮这一动作和它的象征性，在成熟期则可以看到形式正确的说法印。这一时期的佛像中，佛陀已经坐在莲座上，袈裟也变成了偏袒右肩的，可能是受到马图拉的影响。

    

两种转法轮的坐佛对比，犍陀罗

坐佛，犍陀罗

       在这些坐佛、立佛和叙事性的浮雕残片中，夹杂着精美的灰泥头像，堪称犍陀罗艺术标志性的作品。

佛头，犍陀罗

 

       当犍陀罗艺术在西北部兴盛起来，马图拉流派也盛行起来，并同样经历了从象征物到偶像的两个阶段。例如以菩提树、伞盖和围栏，或者法轮来象征佛陀的图像。马图拉的造像和犍陀罗的差别非常大，有学者认为是基于印度的夜叉像而来的。

       早期的马图拉造像，头光很大，几乎没有装饰，只在边缘部分有一圈贝壳纹，两侧有飞天，头部剃发，肉髻的形状类似蜗牛壳，佛陀双目圆睁，带着微笑，身体雄健，但遵循的造型观念是印度式的。佛陀着偏袒右肩的袈裟，坐于狮子宝座，不像是神而更像是国王，作无畏印，告诉信徒不要害怕。菩萨仍然穿着希腊式的服装，但到了后期他们就换上了印度式的服装。

坐佛，贵霜早期，110CE，马图拉

       有明确纪年的一件重要作品显示，佛像的变化是渐变的。头光的装饰不再那么朴素，有莲花，带有玫瑰花的花环装饰、连珠纹和贝壳纹。袈裟变为通肩式，手势则从无畏印变成了禅定印。

坐佛，犍陀罗

       笈多时代更加常见的是另一种形式，头光中心是莲花，向外是树叶、卷草和连珠纹，最外是贝壳纹。佛陀从之前的剃发变成了小小的螺发，白毫不再明显，眼睛很大但是半闭着，体现沉思，嘴唇变得丰厚和凸起。袈裟从肩部一直垂到膝盖以下，略显短粗，腰部纤细，从手部残存的痕迹可以猜测其作无畏印。

立佛，公元5世纪早期马图拉，笈多王朝

       最漂亮的一件笈多马图拉佛像收藏在新德里总统府，头光非常华丽，最中心是莲花，之后是树叶纹、卷草纹，往外是光环、联珠纹和贝壳纹。佛陀头顶肉髻的造型更加规整，细长的眼睛宛若莲花，上眼皮就是莲花的形状，半闭的双眼也体现沉思的状态，有一种微风吹过水面的涟漪的感觉，袈裟仿佛是透明的。除了颈部三道纹和拉长的耳垂以外，其他吉祥符号都看不到了。在这个雕像上，精神美和肉体美达到了统一。

立佛，马图拉，笈多王朝

       犍陀罗造像主要是灰黑的，来自玄武岩，马图拉则是红色的砂石，萨尔纳特造像则是青灰色的砂石制成。萨尔纳特式佛像面相柔和，带有沉思冥想的神情。

       萨尔纳特式的五世纪中期的佛像在体形和面部都和马图拉类似的，但是袈裟上不雕衣纹，而是体现修长的四肢，给佛像带来轻盈的感觉。可以看到中心无纹的头光，一圈卷草纹、联珠纹和贝壳纹。不大的肉髻整齐地分布在头顶，看不到白毫，面相圆润，莲瓣状的眼睛半睁。这件有具体纪年（公元474年，笈多王朝）的萨尔纳特塑像头光已残，但有类似的特征。

立佛，笈多王朝154年，公元474年，萨尔纳特

       这件成熟期的萨尔纳特的坐佛头光中心是无纹的，然后是一圈联珠纹和宽阔华丽的卷草纹，最后是贝壳纹。还可以看到精美的飞天，围腰布在两腿之间呈扇形展开。台座下是佛陀最早的五个弟子，还有一位女供养人带着她的孩子。

坐佛 笈多成熟期，萨尔纳特

 

A：相关文字是在六世纪记录下来的，但印度的口头传统是非常强大的。有一系列书籍都是大约11世纪的，但它们都有很早的口头传承的传统。在艺术创作中，是文字仪轨和口头传统结合起来的。另外，应该也有很多书籍散佚了。

（感谢问答环节由孙乐同学翻译）

讲座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