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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纪要|“乡村文化遗产的未来“——堂安生态博物馆夏季论坛

发布时间:2017-09-13  阅读次数:1358

       2012年以来,随着乡村文化遗产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各地以传统村落保护、美丽乡村建设、乡村复兴等为名义陆续开展“乡建”和村落保护实践,并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正值城市建设也到了稳步发展阶段,大量的规划师、建筑师也进入乡村,甚至发出了“建筑师的春天在乡村”的呼声。可是,世界上有多少村寨是由规划师或建筑师设计而成?乡村成为旅游目的地以来,在乡村建民宿成为一种时髦,被认为是乡村致富最快捷的方法而被追捧。许多人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发展的唯一途径,甚至形成了一种思潮被大多的地方政府所接受。那么,我们保护乡村文化遗产本质上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满足旅游者或外来者的需求吗?乡村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保护?为谁保护?保下来做什么?这些本质的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2017年8月29-30日,以“乡村文化遗产的未来”为主题的堂安生态博物馆夏季论坛在贵州省黎平县堂安生态博物馆研究交流中心举行。10余位多年来一直在贵州从事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同时关注全国传统村落保护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两天的讨论中畅所欲言,就“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核心价值、保护与发展建议”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堂安论坛正是在当前全国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广泛开展的背景下,从“文化传承”的视角,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进行反思,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重估,对乡村文化遗产的未来进行展望,是在主流话语权之外的另一种强有力的声音。

       主持人杜晓帆开场介绍了与会嘉宾,提到专家学者对贵州乡村的广泛关注和保护实践始于11年前几位学者长达半个月的贵州乡村考察,之后决定在贵州率先开展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并于2008年即形成了《关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即《贵阳建议》)。此后,在贵州促成了几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团队,包括任和昕主持的黎平地扪村和茅贡镇的实践,李松主持的水利大寨实践,孙华和李光涵主持的榕江大利村实践,周俭主持世界银行项目以及黎平堂安村和印江合水村等实践,但文红主持的雷山控拜村实践,刘兆丰主持的剑河展留村实践等。经过十余年不间断的工作和探索,贵州的实践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进一步的总结,并对未来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指明方向。

 

 

一、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 对“什么是乡村文化遗产”的认识

       孙华首先提出,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村落”性质、概念的认知并没有超越2008年《贵阳建议》中关于“村落文化景观”达成的共识: “村落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长期相互作用的共同作品,是人类活动创造的并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文化景观的重要类型,体现了乡村社会及族群所拥有的多样的生存智慧,折射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区别于人类有意设计的人工景观和鲜有人类改造印记的自然景观,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和见证。” 孙华认为生态文明不只是自然生态,也是文化生态。它是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人们对自然、文化、人类遗产的重新审视的态度,是一种关系范畴、实体范畴。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孙华

       王红光指出在贵州的村落保护是以生态博物馆项目作为起源的,从一个行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发声是有问题的,“乡村建设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是有区别的,文化遗产是乡村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任和昕则认为“城市人对乡村的认识是抱有幻想的”,对乡村的判断停留在想象中,而不是自身的体验,比如“二十四节气”中每个节点,乡村中的自然万物、虫鸟鱼兽都在发生变化,需要靠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体验。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 王红光

 

  • 不当“政策”和“干预”的破坏性

       李松认为文化干预是常态,但现在的文化干预政策错位,老百姓想的是发展,文化在乡村成为说辞,没有实用性。“五四”之前,中国人卖的是“城市文化”,现在卖的则是“农村文化”。孙华认为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的背景下,各种资金和干预进入乡村,实际上是“干预一个,破坏一个”。刘兆丰则认为政府其实有大量的钱投入在乡村,比如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精准扶贫等,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建设,没有看到成效。李华东补充说乡村的破坏很多是“政策性的破坏”,比如重庆制定的“一户一宅基地”的政策,导致很多村落老房子被成片拆除。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李松

 

  • 传统乡土社会机制的瓦解导致村落的衰败

       孙华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主要不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而是制度建设、新农村建设的问题,“现有的制度不改变,传统村落保不住”。中央历来关心农村问题,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村问题,但土地政策没有改变。周俭指出现在的乡村基本上是“1/3人外出打工,1/3本地打工,1/3的老人小孩留守”,物质表象后面是社会机制问题,现有的机制下我们能做的有限。刘兆丰提出从近代到现代,乡村社会被休克、被弱化,都是处于被动的改革之中,使得作为乡村主体的力量不断被削弱,由此也导致传统乡邻社会的瓦解。

       任和昕认为乡村社会的农耕方式,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已经瓦解,农业已经不是大多数乡村的生存方式,为了生计,农民被迫外出打工,依靠外面的收益维持生计,对土地的依赖越来越低。在浙江、广州一带还有地扪人聚集的地扪村,形成一种“离村”的生活模式。改革摧毁了乡村的集体经济,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组织,比如原来修桥是大家出力,所有人会盯着将其做好,现在则依赖政府扶贫等项目投入,一旦变成工程都“事不关己”,所有人都不关心桥的质量了。未来30年,当乡村变成城市之后,人的欲望膨胀,“占有欲”会变成乡村发展的大问题。孙华补充到,农业在很多地区自古就不是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比如清代徽州地区外出经商是主要收入来源,“无徽不成镇”,但传统的乡村并不衰败,人会落叶归根,都会回来。

 

  • 规划的无能为力,建筑师“消费”了乡村景观

       周俭从实践的角度谈到“对乡村做外部干预不能用城市的方法”,原因在于“城市可以离开土地,乡村不能离开土地”。曾经做过“同里实验”,花8万元改造老宅,示范效果不行,居民不愿花自己的钱,在贵州也进行过入村设计,“矛盾在于选址和规模”,选址受宅基地和自有农田位置的限制,而规模则超太多,在农村建房很难控制。Matteo也谈到11年前来堂安时与现在大变样,表达了对现状违规建房的遗憾。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主任周俭

 

       李华东认为在建筑领域仍是以“物”来看待传统村落,村落的空间、建筑并不只是物质场所,“形由心生,村落是虚的东西的物化”,文化内核发生变化,外貌必然发生变化。看待乡村要从多种立场和角度来看,比如站在祖宗、今人、未来的立场;站在局部、中观、宏观的立场;站在政客、理论、产业的立场;站在村民、外来者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比如浙江有传统民居低成本改造实验,但没有人愿意待在老房子里,住在老宅里的老人多是被儿孙抛弃,现在大量改造老宅的“网红产品”和创客空间,大家很高兴,但政府、村民、保护学者,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基础理论未解决,带来了各种实践中的细枝末节的问题”。

       王红军则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乡村保护和建设中,有一种趋势是建筑师下乡,仅仅是“消费”了乡村的景观,在村落那样好的自然环境内,大部分建筑师都能建出“好看”的房子。但回到专业范畴内,并没有对“建造的传统”进行仔细研究,建筑师更应该“关注木构传统民居有没有未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王红军

 

  • 旅游带来“符号化的文化”,外来者消费了“乡愁”

       任和昕认为旅游带来的是乡村为迎合外来的改变,以及专家学者提炼出的“符号化的文化”,比如地扪从来没有千山侗寨一说,为迎合旅游而编造出来,同样,“侗纸”也是个伪概念,侗族的纸与贵州周边的纸并无区别。现在乡村中人的角色错位很严重,外来者对乡村没有敬畏之心,都是俯视乡村,连平视都达不到,没有对乡村的尊重和认同,而且是外来者和村民双方都没有彼此认同。外来者是在消费“乡愁”,比如拍照时候为保持唯美,一定要避开电线杆,体现被拍者的价值取向,侗族“禾仓”变成了旅游和研究的热点,但其仅仅是体现了生存智慧,为防蛇鼠建在水中而已。

 

  •  乡村社会人才凋零,乡村干部队伍培养缺失

       任和昕在地扪生态博物馆也尝试资助培养大学生,但没有一个大学生返乡回来工作,反而是城里人愿意来到乡村,这里边有传统的观念,也与乡村中教育、医疗设施缺失有关,有钱人都进入了城市。此外,政府在扶持乡村产业方面的成效也不大,回来的人养羊,但卖不出去,最后又走了。生态博物馆的功能主要是记录、传承,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作秀”,保存了“变异的种子”,但就算作秀,也要认真的作秀。此外,生态博物馆还担负了部分公共服务和社区发展的任务,比如垃圾收集处理、农产品开发等。地扪生态博物馆100年后的价值在于持续的观察和记录。

       李华东也认识到乡村人才的问题,一是传统村落公布了4000多处,缺乏真正的传统村落规划师,成都正在招募乡村规划师的志愿者团队,年薪14万,是有吸引力,但招募过去的人并不一定懂得乡村;二是国家在传统村落投入超过了150亿,最后都砸在砖头、水泥和橡胶管上,没有把乡村干部集中培训过一次,现在的村干部主流的想法还是想把自己的家乡搞好,但水平参差不齐,经济发达地区,比如浙江的村干部水平明显要高一些。

       主持人杜晓帆指出现在主流的趋势是将乡村开发成旅游地,一说到乡村话题就离不开建民宿,背后有资本的推动。文化遗产本来就有形而上的特点,不能只是看到经济利益,如果仍将村落看作直接的经济资源,那我们对村落的认识依旧停在过去。


二、乡村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 传统文化的最后保存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未来发展的动力

       孙华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认为乡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实物证明”,研究乡村的现在有利于研究古代城市化、工业化的背景。乡村文化遗产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其作为“地域民族传统文化最后的集中保存地,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村落的自然环境不同,历史形成不同,文化结构各异,所以形成种类众多、风俗多样、习俗也千差万别的乡村化景观,这也是我们各国的“国土文化景观”。“如果没有村落,国土都没有识别性”。所以“文化多样性恰巧又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实际上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评价。

       李华东谈到乡村文化遗产是代表着“中国人文化身份的认同,是文化基因的最后一点点元气,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库’和‘干细胞库’,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后一点点容身之地”。毛泽东时代的30年,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时代的30年,中国人钱包富起来了,未来30年,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将丰富起来。“从传统中可以发展出引领未来的文化,发展和提升当代和未来价值,东方文明先天具有生态文明的优势,汤因比曾说,未来引领世界的是东方文明。”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工作组秘书长 李华东

 

       李松也认为乡村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动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创造力源泉”。“全人类的核心价值建立在文化多样性上”,又进一步体现在“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生存文化方式的多样性”上。中国的很多村落即是多样性的体现,比如怒族的游耕,佤族在坡度达到70度的山地定居超过500年以上,在政府实施景观扶贫时,采用统一的标杆,统一的建筑,其结果是迁往山下的村民自发的又回到了山上。现在的乡村旅游经济关注的都是“文化奇特性价值”,即“表演性价值”或者“外在的景观价值”,这是最肤浅的价值。但是,也不能把乡村的文化传承价值说的太重,文化传承的方式包括:典籍传承、物质文化传承、生活文化传承、现代教育传承,其中生活文化传承的干预是最复杂,只能做简单的目录、项目、传承人。

       王红光则认为乡村的价值首先是“国家传统的认同,文化主人的自我认知”,但现在城里人回村是进行文化消费。乡村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艺术价值、建筑价值、生存智慧价值,孰重孰轻,还要“对价值进行排序”,站的角度不一样,对价值的认知就不一样,专家的角度对乡村的认知,学者的角度对乡村的认知,城里人对乡村的认知,乡村人对乡村的认知都不一样。任和昕提出需要发现、重估、输出乡村价值,要区分乡村价值和乡村文化价值,乡村价值包括物质层面、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乡愁是城市人的乡愁,乡里人的是城愁”,城市人回到乡村是消费价值的体现,对村民来说是交换价值的体现。

 

  • 现代人的心灵家园,自我防御的文化空间

       李松认为乡村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有助于“树立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以及享用的自在感”。孙华指出传统村落“是现代人的心灵家园,是自我防御的文化空间”,满足现代人对内心平衡的追求。

       刘兆丰对乡村的价值进行了更深层次的阐释,提出“作为存在(生产)的乡村”、“作为资产(生活)的乡村”以及“作为遗产的乡村”三个不同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源家园”的概念,或者叫“安全的栖居”,乡村承载着人类最根性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通过历史积累起来的,而且是城乡人民的共有遗产。

本土营造工作室主持人、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刘兆丰

 

  •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高级智慧

       李松认为乡村“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比较高级的智慧”。比如“约束”与“共享”:岜莎人在一生中要种下6课大树,却只带走一截木头,这是一种“约束”,在插秧开始时就要互助,每一户人家里至少有40把凳子,这是“共享”的体现,在西南稻作文明体系中,这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例子比比皆是。“乡土社会是私有与公有共存的状态”,有一部分是不能私自处理的公有财产,比如祠堂、耕牛,又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公有化财产,而手艺则可以是私有的。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变得彻底公有化,改革开发30年又过度崇拜私有化,现在则变成彻底私有化,正是公共性的消失,导致了村落的消亡。乡村共享、协调发展的集体主义精神是其给现代社会的启发,传统社会中的动员能力和低成本对后现代社会也具有价值。

       周俭总结说在后现代社会中,乡村社会的经验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生存智慧”,即人与自然的共存;二是“更高级的自我实现的智慧”,代表了文明的进步。任和昕则将其归结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事”的关系。王红光认为研究乡村对城市建设也有指导意义,乡村人是带着乡村经验进入城市生活的。

 

  • “将艺术与生活相融合”的生活方式

       李松认为由于唱得好的乡村歌手以通过选拔外出求学、工作,目前回不到乡村,像满寨侗歌这样的场景,今后虽然很难得,但这正是后现代社会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将艺术与生活相融合”。作为侗族大歌的传承人的杨国祥补充道,黎平现在也有很多走出去的歌队,到各地演出,同时在外地打工聚居的侗族人,也会聚在一起唱侗族大歌,“唱歌已经融入侗族人的日常生活中”。
       在这一议题的结尾,主持人杜晓帆总结说“人是文化遗产的灵魂,文化遗产是人的精神家园”,并且引用李克强总理2016年答记者提问时所阐述的观点作为结尾——“文化遗产是滋润道德的力量”。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杜晓帆


三、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建议

  • 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尤其是土地制度与城乡制度

       孙华提出“乡村是依托土地存在的”,传统村落的保护要从“土地制度”、“城乡制度”方面多发声,这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考虑乡村土地的购置,将一些集体土地变成国家土地,一些农田收归国有,农民可以再租地去种。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取消农村户口,农村土地也将面临着一些产权问题,1995年前的人有土地,95年以后的人没有土地,将来都是问题。文物系统介入传统村落保护时,福建、贵州都有过因保护而调整宅基地的政策。李华东也认为宏观的顶层设计很重要,但也很难,现在是各个部门共同管一个村,很难管得好,传统村落中应该建立良好的收储制度,比如有价值的民居。

  • 谈保护的时候不能离开发展而空谈

       几乎所有的专家在发言时都谈到,“在乡村搞文化遗产保护,不谈发展是行不通的,都是空谈”。李松认为在文化的保护中,“发展应放在重要位置,甚至发展比保护还要重要”,“经济发展差异大或许会是压垮贵州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后一根稻草”。外部社会看待乡村,主要是谈利用,消费这种文化,所有的文化区域都在扶贫,所以要尊重自我发展的意愿,“文化尊重就是尊重人的发展诉求”,但在面对工业文明和自由市场时,进入乡村社区,不能削弱其博弈的能力。孙华指出过去好的村子都有经济支撑,侗族地区的寨子,比如有木头产业等,现在谈保护也不能离开发展。李华东则认为“发达地区,文化是给精神上添砖加瓦;贫困地区,文化是给发展引路”。

       王红光认为在保护中要明确“专家的责任,学者的思考”。首先,专家的身份和学者的身份要区分开来,现在往往是专家说学者的话,学者做专家的事;其次,技术与理论问题也要区分开来。

  • 重塑现代乡村治理制度,“人心”最关键

       李松认为传统村落保护的四个基本要素是“政府、村民、学者、资本”,“村落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现场,其中最弱的是村民”。在村落中搞保护,要提防其中的某2个甚至3个要素勾结在一起,将村民撇开,侵占村民的利益,最终保护也势必进行不下去。帮助村落自组织费力不讨好,本质上的方法应该是“激活乡村社会内在的组织能力”,形成有组织、有秩序的聚落,“不能盲目引入竞争”,社区在乡村被激活比城市好做,城市里谁都提防着谁。目前西部地区村落的自组织赶不上东部地区,“富裕地区向乡村的回归已经开始了”,成都平原的回归可能是最快的,所以贫富地区的方法应区别对待。

       刘兆丰认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乡村治理制度,可以有合作社、基金、生态博物馆等多种模式,但这些都是协作者,最终还是要“将乡村还给村民”。孙华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当前专家、学者、NGO等组织在乡村均强调社区、强调自治,但依靠自组织、依靠NGO无法做好传统村落保护,“保护传统村落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的资金、国家资金可以进入,对政府的考核目标也要相应调整。陈德胜认为要深入乡村听取村民的意见,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与村民意愿离太远”,现在的乡村治理,很难找到好的带头人,需要推荐一些好的模式。

黎平县政协副主席 陈德胜

 

       李华东认为现在的乡村保护充满困惑,未来的一线生机在于文化,对乡村的文化干预,重要的是“人心”,实施非常难,要掌握方法,现代人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饱暖思淫欲”,现在的政府只会干具体的事,反而不会干“人心”的事,都是吃力不讨好。要重新建立“乡村共同体”,这是一个修复和重构的过程,不是保护过程。“继承传统不是只是继承皮相”,传统村子里的公共空间是相互避让、和谐相处,现代村子里都是每家尽可能挤占公共空间。生态博物馆应该担负乡土教育的功能。

       任和昕提出他主持的地扪生态博物馆主要功能是对内服务的,而不是针对村民服务的,今后的主要任务包括:1)村史(乡村志)、名录(自然、物质、非物质)、档案的建设;2)文化传承的社会化,成立共同的社区管理委员会;3)将社区发展的管理剥离出来,委托第三方机构,比如民办非企业,生态博物馆将转变成政府的顾问。下一步重点是乡村文化遗产的记录,乡村知识体系的建构,建立乡村书院,要“利用文化遗产造福当地人”。

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馆长、贵州省文物局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驻村专家任和昕

 

  • 对乡村文化遗产进行分级分类评估和保护

       周俭认为全国有4000多个传统村落,不会全留,也不会与现在一样,要让村子继续演变,对村落要进行分级分类,包括“保护级别的分级”和“发展路线的分类”。杜晓帆补充说他最早提出“文化遗产的分级分类”时,还加了“功能性”一词,所谓“功能性分级分类”就是综合考虑保护级别、遗产类型、地理区位等因素,对今后的利用方式提出分类。

       李松同意进行分类,但要从多角度,包括功能、空间、意愿、市场等,村落保护首先要对文化进行认知,全国范围内山地稻作、麦作、草原等地区文化差异巨大,也要区别对待。孙华也提到应当对村落采取分层次的多样化保护方式:一是“传统村落完全保护”,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注意与周边村落的对比问题,尽可能成片的保护村落;二是“仅保留传统的物质外壳”;三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式”。李华东还认为还要对村落的保存状态进行分级分类,包括“原生型、变异型、消失型”,保护要以村民为主体,村民的意愿是发展。陈治英提出“乡村文化不能只在乡村保存,重要的是乡村文化特质的保存,政府保存特质,也可以到别的地方重组、转移”。

黎平县副县长 陈治英

 

  • 给保护列出“负面清单”,不要盲目引入竞争机制

       李松认为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重要的是“不能做什么”,即列出“负面清单”,比如“仪式不要表演,文化不要造假,生活不要过多打扰”。“不能盲目引入竞争机制,不要一味迷信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引入自由竞争会把乡村的“约束”和“共享”机制彻底摧毁,文化生态将被破坏,公共性的消失,会导致村落的消亡,使乡村变成“穷乡僻壤出刁民”。任和昕指出,现代乡村已经不是文化孤岛,万能的淘宝下,与外界的沟通全无障碍,今天在地扪村吃粉都能用微信支付了。

 

  • 旅游不能作为乡村未来的支柱产业

       李松认为“乡村在现阶段是城市人的后花园,未来是城市人的老师”。在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可以拿“旅游作为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媒介”,村落的旅游首先是“有朋自远方来”,但外来者也要“入乡随俗”,不能让文化来适应旅游,变成表演。

       但文红也认为现有的传统村落的利用只是旅游产业,其他产业较少提及,“传统村落在贵州的导向是旅游,对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意义不大”。在村落里“人是最重要的”,要关注人的比例变化,好的代表性做法要提倡,比如述洞,村落自身培养出了带头人。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但文红

 

       任和昕结合在地扪、堂安和茅贡十余年的经验,认为可以有一部分“旅游村寨”,比如堂安是一个旅游区,离肇兴太近,是绕不开的,但“不能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要“发展社区旅游,而不是旅游社区”,堂安曾尝试结合村民开设集体酒店,由当地人控股,近期又准备推出堂安的啤酒。地扪的发展模式是“跳出旅游发展旅游”,旅游服务区不定在地扪村,而是前置到茅贡镇,从而可以带动茅贡镇周边的村落,将茅贡建设成为“乡村的城市化,也是城市的乡村化的中心枢纽”。肇兴是动的旅游,茅贡则是静的旅游,茅贡和周边村寨未来发展四大产业:木工工坊、生态农产品、手工产品、度假旅游。

 

  • 允许受监管的资本进入,但商业化要适度

        王红光认为价值认知是遗产保护的指导性因素,乡村文化的变迁方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具有主观、速度快的特点,占主流,但遗留的问题最多;二是“引导性的变迁”;三是“自发的选择性变迁”,是基于学者、专家、村民等社会各界对村落价值认知的基础上,村民自我文化抉择的过程,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文化变迁的速度是有影响的,对价值的认知也有差异。

       孙华认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可以有国企和央企进入,但要对其进行要求和考核,不是由地方政府考核,而是由更高一级别的政府。国企进入是国家责任,其投入可以不计算短期的回报和利润,且可以通过税费抵扣的方式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中进行投入。刘兆丰则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资本都靠不住,国有资本进入,目的都是“把人从乡村剥离”,越是央企越恶,越没有良知。李松指出所有进入村落的事项都要做评估,进行影响评估,看是好的影响,还是差的影响。李松提出了乡村发展旅游要“适度商业化”的观点,即不能过度商业化。侯实补充说适度商业化就是要“控制资本进入的速度和方式”。

 

  • 在悲观中继续前行,“做了才是成功”

       参与论坛的嘉宾大多经过十余年的实践,见证了乡村社会近年来发生的变化,普遍对于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未来比较悲观。周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过去30年提高了20%,在今后30年,还要再提高20%,将达到70%,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进城,未来的传统村落还能剩下多少?孙华指出“传统村落存在的环境已经不在了,包括经济基础、土地制度和组织结构”。当今社会的外部环境是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村落仍没有支撑的经济,经济发达地区的村落早已经破坏,所以“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天下第一难的问题”。如果土地制度不改变,如同大遗址面临的问题一样,传统村落也很难保存下来,涉及到权利与利益问题,在现有的制度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过去的村子都是自主的,多样化的,现在都是一个政府,多样性的土壤消失了,恢复乡村的多样性,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李华东说自己不是原教旨主义保护者,自2012年开始做传统村落保护,遭遇诸多挫折,村落像是垂垂老者,是在逆向做工作,未来比较悲观,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尽人事、听天命”。乡村的未来,如果国家砸钱,可以留住其形,魂基本上死掉,最差的结果是形神俱灭。Matteo以乡村景观遗产保护为主题,介绍了意大利乡村景观遗产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及对中国的启发。

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大学教授Matteo DarioPaolucci

 

       李松认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更多专家指导下的实践案例,并且是“长时间的实践案例”;要身体力行,参与式帮助,深入下去之后“全是细节”;要鼓励大家进入,形成多方面的主导者,要开放一点,比如生态博物馆要从1.0、2.0发展到5.0版;要拿实践结果说话,“讲理但绝不讲理论,宝塔尖上的学问不能拿来指导乡土,因为其多样性和随机性太过复杂了”,只有用实践成功的案例才能最终影响顶层设计。

       在论坛的最后,主持人杜晓帆总结道:“做了才是成功”。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注定是一条漫漫长路,这条路上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谁对谁错,但是一定需要大胆的尝试和持续的坚持。

中场休息时专家学者们热烈讨论

论坛主题:乡村文化遗产的未来

                  一、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二、乡村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三、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建议

论坛地点:堂安生态博物馆研究交流中心

论坛日期:2017年8月29-30日

论坛发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香港)

论坛主办: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

                  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

                  述洞侗族大歌生态博物馆(筹)

论坛协办:黎平县政协

                  黎平县新农协

                  黎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暴风公益

论坛嘉宾:杜晓帆(主持人)(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红光(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

                  李  松(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孙  华(北京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周  俭(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主任)

                 李华东(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设计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工作组秘书长)

                 但文红(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刘兆丰(本土营造工作室主持人、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任和昕(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馆长、贵州省文物局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驻村专家)

                 Matteo Dario Paolucci(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大学教授)

                 王红军(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此外,出席论坛并发言的还有黎平县副县长陈治英、县政协副主席陈德胜、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杨国祥,茅贡镇党委书记杨胜雄、岩洞镇党委书记谢绍良、肇兴镇党委书记杨香勇、堂安村党支部书记嬴维胜,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李燕宁、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侯实等。

 

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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